陈弢:联盟为什么脆弱

莫斯科,1950年代末的一天,对身边的苏联同学听爵士乐、谈恋爱、考试作弊等“资产阶级生活陋习”感到愤懑不图片 1已的某中国留学生这样问他的苏联朋友,“为什么苏联学生不多参加一点政治学习呢?”苏联学生答复,“俄国革命刚刚结束后,苏联一度曾经同样紧张,不过后来就放松了,同样的事情最终也会在中国发生。”据说,苏联学生的回答一度让这位中国留学生非常生气。

本报讯 (记者
李念)无数次掌声,既有对分享复原历史真相的感谢,又有对主讲者执着不屈的治学精神的敬意。前天下午,“东方讲坛·文汇讲堂”历史季第四期上,主讲嘉宾、华东师大终身教授、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沈志华的演讲将听众带入了忘我的境界,在90分钟的《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兴衰》的主题演讲中,沈志华展现了讲故事的天分,而听众享受的是由档案和文献组成的历史的严谨和启迪。

图片 2

陈弢:联盟为什么脆弱。人们不由得要赞许这位苏联年轻人的独到政治眼光,因为他的预言几十年之后成为了现实。这段对话出自哈佛大学的博士后研究人员马意莉《两个革命之间:在苏联的中国学生》一文,这篇文章和其他来自塞尔维亚、美国、俄罗斯、日本、德国、加拿大、匈牙利、英国以及中国等九个国家学者的论着一起被收入了2010年十一月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脆弱的联盟:冷战与中苏关系》一书中。

  作为冷战史研究专家,沈志华在朝鲜战争研究、中苏关系研究、中朝关系研究等领域在国际史学界拥有公认的最高水准。昨天的演讲聚焦了两大问题:1950
年,中苏同盟是如何建立的?1957年后,同盟又如何一步步从顶峰走向破裂?话题涉及冷战中两大阵营的诸多国家和历史人物。

2012年10月18—19日,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世界史)暨“新史料•新发现:中国与苏联和东欧国家关系(1949—1989)”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承办、匈牙利科学院历史所协办,有来自中国、匈牙利、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美国、俄罗斯等国的80余位学者参加。

这本书是国内冷战国际史研究的最新成果。真正意义上的冷战国际史研究兴起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以苏联解体和东欧易辙作为冷战结束的标志事件,这一巨变给了国际关系史学者一个全新的时空构架,使他们能够更客观、全面地考察整个冷战的历史过程。同时,苏联和东欧档案文献的大量解密,又第一次给研究者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宝贵机会,使他们能够发现铁幕背后隐藏着的历史真相。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冷战史研究,强调运用第一手档案,跨国界,跨地区的双边甚至多边的国际化研究或合作。它既关注传统的高层政治,大国关系,多边关系的自上而下视角,也自下而上地从经济社会文化等多角度进行考察,并研究其和上层政治的相互作用,从而全面地描述冷战年代的历史。因此,冷战国际史研究提供的这一冷战时期的全球史视角,无疑是对传统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研究的超越。

  评论嘉宾、华东师大冷
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副主任余伟民教授在评论环节从现代国际关系的角度,画龙点睛地指出了中苏同盟兴衰的结构性因素。他指出,作为20世纪世界历史的产物,中
苏同盟具有双重结构,一方面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盟友,另一方面,各自又是有着民族国家利益和不同历史传统的国家。正如沈志华所说,这种结
构性的矛盾导致了同盟破裂的必然性。在解读这段历史时,两位学者同时指出必须注意的另一个维度:中苏关系不仅仅是双边关系,更是冷战时期中美苏三角中的动
态关系。

图片 3

这是一本十分厚重的着作。这种厚重不仅在于其秉承了社科文献出版社一贯的高价格传统,更体现在它开创性地囊括了如此众多的不同语言、不同国家学者的最新冷战史研究成果。在于它不仅将中苏双边关系研究延伸到了中苏与美国、中苏与东欧和中苏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维度上,还将政治军事和外交等传统国际关系研究角度扩大到了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等各个侧面。尤其重要的一点,也本书的主要学术特征之一,在于书中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不停留于运用单独一门或两门语言的材料进行研究分析,四、五门甚至是六、七门不同语言的材料使用在书中比比皆是。正如一位国际知名的冷战史专家所说,这些论文作为一个整体将传统的中苏关系史研究推向了更高的研究层次和研究领域。

  讲堂上听众问题不断。有人问:历史档案是否也有人为隐瞒?沈志华严肃而真诚地说:档案需要双边和多边相互印证;不可靠的档案也
很多,此时,就需要当事人的回忆,但这也不能保证全部的真实,历史学者只能尽力去还原历史真相。但是研究历史,尽可能占有能获得的档案是首要条件,在此基
础上,才有逻辑解释这第二步。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张顺洪研究员

如果说传统的外交史研究学者犹如福尔摩斯一样,根据蛛丝马迹,模拟上层决策过程,扮演着政治考古分析员角色。那么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学者就既是解析政治达芬奇密码的分析员,同时又是能读懂多种密码的语言天才。出于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基本要求,相关学者对档案文件有一种狂热的追求。大凡是冷战史的学术会议,各国学者关心的第一件事就是谁发现了新的档案,对档案的描述成了会议期间和茶歇时段的热门话题。在这本书中,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各国学者,都至少熟练地掌握一门或多门外语。本书中《1960年代苏联对发展中国家政策与中国的挑战》一文作者,耶鲁的弗里德曼掌握七门外语,光是为了寻找研究所需的多边档案,就逐一走访了五大洲多个国家。在北京的中国外交部档案室里,随时可能发现他的身影。同样年轻的俄国人拉钦科,除了在本书中贡献了《苏联外交机构的干部交替与对华政策转变》一文之外,已经在国际上出版了三本有影响力的冷战史着作(三本着作分别是有关核问题,冷战在第三世界以及中苏分裂问题,足见其宽广的研究兴趣和语言能力)。

阅读原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张顺洪研究员主持开幕式。

回到本文开头处所引的中苏学生对话。相对于苏联学生所提及的那种变化目前怎样在中国发生,冷战史学家们对那段尘封的岁月往事倾注着更多的兴趣。事实上,对于中苏同盟,冷战中社会主义阵营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而言,似乎也同样存在一种类似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先发型国家和后发型国家的区分。本书指出,以苏联为代表的先发型革命国家和中国这类后发型革命国家由于处于不同革命进程上的“年龄差距”,更确切地说,是革命老大哥的“中年危机”和尚处于“普世革命早期阶段的小兄弟”之间在对世界格局的认识,革命目标、意识形态、革命手段等种种问题上的巨大分歧使得立志于东风压倒西风的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如何操作成为巨大的现实和理论问题。正是这一分歧从根本上使得中苏同盟矛盾重重,异常“脆弱”。本书正是理解和说明这一分歧,并探讨此分歧对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及冷战影响的尝试。

来源|文汇报

图片 4

传统的国际关系同盟及同盟困境理论认为,国与国之间同盟关系是松散的,随时可能发生变化。因此,结盟的两国互相担心彼此背叛,与敌国结盟等“被抛弃”的行为。另一方面,它们又害怕由于盟友的行为而“被牵连”进与自身利益相悖的冲突中去。这样,为了避免被盟友抛弃,你就必须以实际行动支持盟友,博得盟友的信任,然而这样做却会增加“被牵连”的风险;而当你想避免“被牵连”进盟友与他国无谓的争斗,与盟友保持距离,在盟友与他国冲突时不做深入干预时,你又面临了“被抛弃”的风险。传统理论认为,这种“被抛弃”和“被牵连”的风险构成了同盟的基本困境。然而,正如本书和近年来相关的冷战史研究所表明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同盟关系是如此脆弱,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出于阵营内部各国从国家利益观出发,在“被抛弃”和“被牵连”之间进行理性权衡的结果。而是由于共产党上台执政的先后顺序,即所谓“年龄差距”上出现的同盟内部等级结构,以及伴随这种等级结构而来的上级领导下级的党纪组织原则和民族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的严重混淆。于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长期存在以苏联为中心,其他国家为边缘的等级制,非理性结构中。这种等级结构甚至深入到阵营内部的社会和文化交往层面。苏联拥有阵营内部国际文体交流活动的绝对决定权,头等奖大都按惯例授给苏联代表,苏联文学作品的翻译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总和(有关社会主义阵营的文化交流,见书中傅朗的文章)。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形态里的同志加兄弟关系掩盖了大量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而谁拥有意识形态的解释权,谁就成为阵营盟主,从而领导整个国际共运。这是造成中苏同盟分裂的根本原因,也是社会主义同盟的结构困境。

编辑|李静姝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李捷

对国内冷战史以及世界史学界来说,本书另一重大贡献在于将社会主义同盟作为一个整体纳入了考察范围。中苏同盟作为社会主义阵营最重要的同盟关系,它从形成、演变到分裂无疑地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整个国际共运产生了重大影响。另一方面,这一阵营内部其他国家如何对待中苏同盟及其分裂,如何处理和中共苏共两大巨头的关系的行为也同样影响了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的中苏两国。冷战时期国际关系所具有的这种全方位、多国对历史进程发生影响的特性要求研究者跨出双边关系的传统考察视野,将三边甚至更多边的国际互动纳入研究范围之内。本书中周万的《与中苏争夺第三世界:1958-1959年铁托的亚非之行》,王俊逸的《中苏关系正常化过程中的中国与东欧的关系》,傅朗《政治认同:1950年代中国与苏联、东欧的文化交流》等三篇文章,正是这种社会主义同盟内部多边关系进行研究的尝试。本书稍有不足之处,在于还缺少来自越南、古巴等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方面的论述。这种研究以往出于语言,资金以及认识不够等各方面因素被忽视了,但对全面认识中苏同盟来说显然也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李捷致开幕词。李捷副院长认为,苏东巨变后,往日的中国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关系也逐渐为中俄关系等所取代,这段国家关系成为历史。但这并不等于这段历史已经逝去了研究价值。恰恰相反,这段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领导人已经从历史中吸取了足够的经验教训,使相关国家的友好关系没有因为这次重大历史变动而受到破坏,相反地还得以继续向前发展。鉴往知来,要充分利用新解密的历史档案,对中国与苏联和东欧国家关系中的重大事件、研究薄弱的问题、有争议的问题,提出新的解读,总结社会主义国家处理相互关系的经验教训和规律性,从中找到足够的经验和智慧,以便更好地面对未来,使中俄关系以及中国与东欧各国的关系经得起各种考验,始终保持健康发展。

这本书的出版,不仅给目前尚且拘泥于传统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的学者带来了深深的危机感。对于国内冷战史研究的其他领域,尤其是对冷战时期西方阵营同盟史的学者,也是一次警醒。要是昔日铁幕后的故事都可以讲得这么精彩,那么无论在资料开放程度还是学术积淀方面都远为成熟的“资本主义同盟”内部的故事又还有多少惊奇等待我们去开掘呢?

图片 5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长张海鹏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长张海鹏研究员在开幕式上做了题为“老视角,新话题: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看中国与苏联、东欧国家关系”的讲话。张海鹏研究员对此次研讨会的主题给予肯定。他指出,苏东事变后,中国与俄罗斯,与原东欧国家形成了一种新的国家关系,中国与苏联和东欧国家关系已经成为一个历史概念。从冷战史和国际关系的角度研究中国与苏联和东欧国家关系是国际历史学界观察20世纪世界历史的两种主要方法。张海鹏研究员认为,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视角,来探讨中国与苏联和东欧国家关系,也应该是观察20世纪世界历史的一种视角。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老视角,但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却是一个新话题。有关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档案的公开,对于我们了解那个时代中国与苏联和东欧各国共产党的历史活动,了解在20世纪后半叶,在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抗衡的历史条件下,何以形成那样的局面,对于认识和总结国际共产主义的经验教训,将是很有意义的。共产主义运动虽处在低潮,共产主义运动还是在运转,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一步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会以新的面貌展现在世界的面前。
本次研讨会分为三大主题,即中国与苏联东欧关系的曲折发展,政策协调与国家利益,1980年代中国与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六场讨论会:“中国与苏联东欧关系的曲折发展之一:苏联”;“中国与苏联东欧关系的曲折发展之二:东欧”;“政策协调与国家利益之一: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政策协调与国家利益之二:保加利亚”;“特殊的关系:罗马尼亚与阿尔巴尼亚”;“1980年代中国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
一、中国与苏联东欧关系的曲折发展:苏联、东欧
作为一个历史概念,中国与苏联和东欧国家关系仍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中国与苏联和东欧国家关系中,中苏双边关系占据主导地位,其发展好坏,直接影响到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东欧国家与苏联关系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因此,对中苏关系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李捷在题为“中苏论战与中苏国家关系”的发言中,从中苏国家关系、两党两国意识形态、中国国内指导思想等方面探讨了中苏论战的缘由。他认为,中苏论战不仅导致中苏交恶,还使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指导思想迅速发展,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给中国自身带来极大的伤害。

图片 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章百家研究员

随着前苏联、东欧国家历史档案的公开和中国相关史料的陆续披露,中国的中苏关系史研究呈现出新的面貌,正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章百家研究员在题为“新史料与中苏关系的再探讨——兼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相关内容的写作”的发言中所指出的那样,苏联历史档案的公开、中国相关史料的陆续披露,加上早已解密的美国外交文件,使中国的冷战史研究和中苏关系史研究迅速起步并日益深入,中国学术界所取得的成果也在国际冷战史研究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的出版,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苏关系研究的重要性和成果,另一方面也能够让学术界看到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从而推动中苏关系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图片 7

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李兴教授

在以往对影响中国与苏联和东欧国家关系因素的研究中,囿于档案材料等方面的限制,学者们更多的是强调苏联、东欧国家因素的影响,对中国因素的影响则着墨不多。近年来,随着新档案、新资料的出现,学者们开始对影响中国与苏联东欧国家关系的“中国因素”给予了更多关注。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李兴教授在题为“论冷战时期苏联与东欧关系中的中国因素(1949-1989)”的发言中,分析了冷战时期,苏联、中国、东欧形成的三角关系。他认为,在三角关系中,苏联更多地从政治上需要东欧,东欧更多地从经济和安全上需要苏联,而中国则是一个摇摆的同盟者和潜在的、可能的竞争对手。中国因素对苏联和东欧关系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其作用的情况主要受中苏关系的影响。李兴教授认为,中国因素的作用,固然不能低估,但也不能高估。

图片 8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牛军教授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牛军教授在其“从‘狐狸’到朋友——1980年代中国对“东欧五国”的政策”的发言中,以毛泽东“豺狼当道,焉问狐狸”一语作引,分析了1970年代末到1986年中国对“东欧五国”政策的主要内容和特点。他认为,中苏交恶后,中国需集中力量对付苏联这只“豺狼”,对东欧五国(东德、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这五只“狐狸”则不与之“直接交锋”。这一政策大致持续到1980年代初期。此后,中国与东欧五国关系逐步恢复,先于苏联实现了正常化。牛军教授指出,中国对东欧政策之所以呈如此发展态势,主要是中国国家发展战略与安全战略转变带动的结果。

图片 9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吴伟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吴伟研究员在“东欧国家苏联模式化中的中国因素”的发言中认为,在东欧国家接受苏联模式、改革苏联模式、摆脱苏联模式的过程中,中国因素并非无足轻重,不值一提,但为何没能最终影响东欧国家呢?吴伟研究员认为,除开苏联的阻挠外,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影响力有关,也与中国处理与东欧各国执政党党和国家关系上方法失当有密切关系。

图片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李锐副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李锐副研究员在“中国与华沙条约组织的关系”的发言中认为,中国从一开始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华约的会议。如果仅从区域安全来讲,很少有人认为中国与华沙条约有着共同的安全利益,而随着中苏关系恶化,华约则被中国视为一个潜在的安全威胁。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中国对待华沙条约的态度有着明显的变化,从合作、斗争到遏制。
二、政策协调与国家利益: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保加利亚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