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现代性发展的中俄互鉴

核心提示:存在着三种现代化道路——以西方老牌工业国、亚洲四小龙和社会主义国家为代表,分别是主动-掠夺型现代化、依附-打工型现代化、自主-造反型现代化。从原理上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对外汲取,也不向外依附,当然是最合理、最可效仿的现代化道路。但从实践层面看,这种道路仍难以复制,因为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有条件造反,并不是所有造反都能成功,特别是并非所有造反都能保持其成果,而不被强大的西方阵营所颠覆。如果把“以仁德治天下”的“王”解释为“仁德治下的和平”,或更进一步,解释为“全球社会主义”的话,那么,毛主席对未来中国在全球大调整过程中的作用,也许抱有一种深刻的期许。

现代性,即西方启蒙运动以降“新”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或指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主要反映社会变革和创新及其与文化的对抗和矛盾,由其产生的各种情感、体验、意识和反思,涉及化为物质体系的制度层、寄托人与社会发展的精神理念层、人类自我认同的态度层。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阐释中国道路的根本理论依据。一般来说,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性的学说是一种“资本现代性”理论,它揭示出资本逻辑构成了现代化的本质依据。确切地说,“资本现代性”理论是一种“资本现代性批判”理论。中国道路就是遵循马克思主义“资本现代性批判”逻辑,呈现出一种独特现代性的类型,其本质属性是“驾驭资本的新现代性”。对此,我们可以从“理念—价值逻辑”“制度逻辑”和“实践逻辑”三个层面加以阐释。

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用了一个耸人听闻的书名。他的基本立场,简单说就是:西方式的现代化不是唯一道路,中国代表另类发展模式,随着中国的崛起,这种模式将主导世界。也就是说,该书所涉及的是大约两三个世纪的长时段的世界史趋势,涉及当前的人类困境和全球文明的根本出路。所以,尽管《当中国统治世界》有着类似畅销书的写作风格,可能在两三年内便淡出人们的视野,但它以夸张的方式提出的话题及其引发的争论,仍将延续。本文希望借评论该书的机会,从宏观层面选择几个关键问题展开讨论,表达一些不同的看法。

现代性,即西方启蒙运动以降“新”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或指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主要反映社会变革和创新及其与文化的对抗和矛盾,由其产生的各种情感、体验、意识和反思,涉及化为物质体系的制度层、寄托人与社会发展的精神理念层、人类自我认同的态度层。

第一,中国道路的“理念—价值逻辑”。探讨中国道路的“理念—价值逻辑”,主要是阐明其内在的价值原则和规范基础。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论依据,就是资本主义分工导致了人的异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价值原则是人的全面发展。正如美国学者马歇尔·伯曼在探讨《共产党宣言》时指出的:“这种共产主义的图景无疑具有现代性,其现代性首先在于它所具有的个人主义性质,但更多的是在于它的发展的理想,将发展的理想视为良好生活的形式。”中国道路尽管仍然存在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中,但它秉承了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原则,超越了以资本增殖为最高原则的资本主义现代性。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原则具体化为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等。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就在于,它超越了把追求物质财富和经济增长当作发展目的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走出了一条以人为核心的现代化道路。

一、现代化的三种道路

现代性思想源于西方,却超越民族、国家、地区与宗教,是全球性的社会与文化现象。而现代性文化,是以现代主义精神为代表的文化以及由此而衍生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倾向。文化现代性与社会关系复杂,是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变革及其意识形态(革新、创造、异化、危机等)的反映,表现为前期对资本主义的不满、抗议和反抗及后期为其所吸纳、同化、融合等,还表现为传统与现代的紧张关系,即新旧关系。其核心是理性,一是工具理性,即科学技术理性;二是历史理性,即向永恒的终极目标发展。这两个理性均出了问题,需靠人文理性自我修复,具体而言,靠精神、价值、人与世界的关系,体现为人服务的人文精神。

第二,中国道路的“制度逻辑”。从“制度逻辑”考察中国道路,就是探讨中国道路的“制度性维度”,它指的是现代性在制度层面的表现,探究的是实现现代性理念与价值的制度安排。资本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枢纽,资本逻辑决定了现代性逻辑。中国道路归根到底是现代化之路,拒绝或抽象否定资本只能走向“反现代性”;但我们同时要认识到资本的二重性,以防止资本导致的异化。这决定了中国道路必然是既利用资本又规制资本的独特现代性类型。从根本上来说,中国道路的“制度逻辑”就是构建资本、国家、人民三大要素之间的制度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道路为什么能成功,尤其是中国经济为什么能持续增长?这些疑问都可以从这三大要素中寻找到答案。在此,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中国道路如何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呈现出新现代性的基本特征?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国家权力”。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国家是“必要的恶”,应该尽可能地减少其各种职能,防止国家对经济社会的干预,国家扮演着“守夜人”的角色。与此相反,另一些学者主张“使国家回归”,普遍以国家自主性理论为分析框架,突出强调国家权力和国家能力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驾驭资本有两层含义:一是通过国家权力的有效干预,为资本的良好运行、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提供条件。二是国家权力引导、规范资本,防止资本的异化。驾驭资本的国家权力是“发展之手”与“保护之手”的统一。从生产力的角度看,社会主义通过国家权力的有效干预,比资本主义能更快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能够避免社会冲突和阶级分化,更好地维护公平主义和社会秩序。可见,从制度的角度看,中国道路的核心就是要构建一套既能让国家权力驾驭资本,又能保证国家权力人民性的制度体系,它构成中国道路有效发展的制度支撑。

马丁·雅克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西方现代化道路不是唯一模式,“随着那些在文化、历史及文明遗产方面异于西方的国家启动现代性进程,西方经验的特殊性和局限性便日益明显。”(《当中国统治世界》,中信出版社2010年1月,第9页,译文有改动。以下援引该书只注页码)因此,“我们正在见证一个丰富多样、相互竞争的现代性并存的世界诞生。”马丁·雅克说,这正是21世纪的特征,因此他称之为“现代性竞争”的时代。

现代性虽发轫于西方,
然并非单一,而呈现为多元化制度模式和文化观念。后发国家可立足于今昔条件,探索出自主性发展道路。西方中心论者坚持西方文明的唯一性与正确性,偏执于全球文化的西方化或普世化。各国现代化的环境、条件、努力程度虽说不一,却难免受英美现代性模式的影响与支配。

第三,中国道路的“实践逻辑”。把握中国道路的“实践逻辑”,就是探寻它在追求或实现现代性过程中所选择的具体路径和发展模式。一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在经济领域,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表现为“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私有化和市场化是它的核心表征。中国道路并没有选择“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而是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在所有权方面,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分配模式上,实现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并存的分配方式;在运行机制上,强调市场与政府“两只手”的有机结合。二是中国政治发展模式。在政治领域,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表现为“自由民主模式”,强调选举民主、多党制等。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超越了“自由民主模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三是中国社会发展模式。在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问题上,中国的现代化模式有两个重要原则:其一,“保护社会”。“驾驭资本的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表现或要求就是为资本“划界”,不能将资本逻辑和市场交换原则无限制地扩张到社会领域,防止社会的“泛市场化”。其二,防止“去国家化”。一些西方学者推崇“国家与社会”的两分法,追求“弱国家强社会”模式,甚至主张“社会对抗国家”。中国社会发展模式摆脱了“社会对抗国家”模式,主张“强国家强社会”模式,在实践中构建国家与社会的有效互动模式,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而言之,中国道路在开辟现代化的实践过程中,摆脱了以资本扩张和“去国家化”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努力实现“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序社会”的现代化之路。

近20年来,中国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特别是新世纪初以来,其经济总量两三年即超过一个西方工业大国。需要指出的是,这20年,全球化和中国崛起是两个最重要的趋势,是这一轮世界史周期的标志性事件。它们已经或正在改变人类的行程,成为人们重新认识世界的依据。但是,另一方面,这两个事件,又常常遮蔽世人的目光,常常使他们忽略、遗忘了在这个周期之前曾经发生过的历史过程。

现代化是发展方向,西方率先完成并享用了现代化成果。其成功之道虽有无数,也伴生了现代性之痛。各民族各国家都必经现代性洗礼,其现代化无一定之规,无现成的模式,现代性之痛的破解路径也各不相同。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

西方现代化道路不可复制,这本来是一个基本事实。实际上,从原理上讲,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就不可能是普世的。这一点,对于非西方国家的学者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因为西方现代化的启动以大规模灭绝、奴役、压制其他种族为前提,是一种典型的“零和游戏”:赢家所得也就是输家所失。从1500年地理大发现时代到18世纪后期,西欧国家取得的诸多经济、社会和政治进步,是以海外征服、殖民和掠夺,包括在美洲重建奴隶制为代价的。正是在这近三百年时间里,西欧积累了资本,开辟了市场,为工业革命准备了条件。这种带有特定前提的现代性模式,对于中国等非西方国家来说,难道是可以模仿的吗?

现代性已渗入中俄文化的方方面面,为其发展指明方向。因国情不同,两国均据实选择了不同的现代化道路,注入自己的现代性。现代性是其价值追求,民族性又是其文化身份的保证。

非西方国家之所以走不通西方道路,不仅是出于道义的原因,而且是由于非西方国家在推进现代化之前,就丧失了西方曾经拥有的那些内部和外部条件——从海外无偿汲取资源和财富,同时排泄出被淘汰的过剩人口。更重要的是,大多数非西方国家还处于西方国家直接或间接的控制之下。甚至像俄国这样的“半欧洲国家”,到1917年,其工业总投资额的三分之一以上也来自外资,同时,外资还控制了俄国50%的煤和石油、60%的铜和铁以及60%的焦炭产量。

西方社会已走出现代,正走向后现代。而中俄正走向现代化,在一定意义上,仍处在前现代与现代之间。面对世界,中俄陷入了两重境地:向西方学,受西方欺。中俄均不愿重复西方的现代化,均有自己的追求。在此过程中,中俄却略显尴尬,一则必经现代化,无法置身其外;二则世界文化格局初定,英美等发达国家已主导全球发展,拥有极大的话语权,国际游戏规则多由其制订,影响着两国的现代化进程。

20世纪初的俄国,同时具备欧洲的头脑——欧洲最优秀的革命家和知识分子,以及亚洲的处境——专制主义政治和半殖民地经济。所以,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率先在俄国爆发,并非偶然。由此,形成了俄国的放大版——苏联,苏联开启了第二条现代化道路,带动了众多欧亚国家。

互鉴,首先是互相鉴别,尊重文化的多样性、道路的多样化和发展的差异性,其次才是互为借鉴,取长补短。若要互相借鉴,就得突出文化主体性,双方在发展中应力争保护本国文化遗产,开发本民族文化资源,以坚守文化的主体地位,为平等对话提供思想资本。

借助暴力革命,摆脱西方支配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通过意识形态动员,依靠自我积累,实现工业化——这正是20世纪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之路。到1981年,苏联的国民收入已经达到美国的67%,工业总产值为美国的80%以上,20几种主要工业品,如电力、原油、钢等项产品的产量均大幅超过美国,军事力量,特别是战略核力量也明显赶超美国。冷战的实质,正是两种现代化道路的对峙和竞争。

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仍然复杂,国家处于社会转型期,尚未完全现代化,却较早地直面了现代性滋生的问题。过去,中国不曾简单复制西方文化现代性发展模式。20世纪,中国在封锁中跋涉,自力更生,走出了攸关民族存亡的危险境地,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未来,中国更要坚定文化自信,承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走不同于西方的文化发展道路,讲好中国故事。中国之路开辟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新途,是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模式,它丰富了全球发展观,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唯西方文化马首是瞻的神话。

与此同时,冷战的架构也为另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其典型代表就是所谓亚洲四小龙。

俄罗斯由苏联分裂而来,面临新的解构危机,因西方而始终未能摆脱分裂意识,长期为争取承认而斗争。俄罗斯力图恢复史上超级大国地位,追求不重复西欧的道路,成为世界文化的榜样。同时,俄罗斯持有终极关怀式的普遍救世理念,又是极度自尊极度敏感的国家,与欧美的关系时好时坏,却力求与美国和欧洲三角互动,以主导世界格局。

由于东西方阵营对峙,四小龙作为西方阵营的成员,加入西方经济体系和产业分工,为西方市场生产中低端产品,并沿着产业链向上缓慢攀升。例如香港,区区弹丸之地,但在六七十年代,其收音机、成衣、玩具、手表等产品的出口量均曾名列世界首位。在冷战的地缘政治结构下,香港依靠给西方国家打工,赚取利润,到1979年,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4385.7美元,是同期英国的大约70%。七八十年代,正值中国内地改革开放,香港一方面将低端制造业转移至内地,另一方面以内地为依托,发展金融、贸易、运输、旅游、房地产等服务业,从而使其经济顺利转型。作为一种现代化道路,在这方面,四小龙的情况并无本质不同。

在中俄合作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不难发现,双方存在不小的文化差异。同样学习西方,俄罗斯受其影响之深远胜于中国;与俄罗斯相比,中国只是后来者。但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东方文化的中心,在现代化过程中自我定位更加清晰,俄罗斯地处东西方文化结合部,其自我定位略显尴尬。

这种模式,即加入西方经济体系和产业分工,为西方提供低端产品,然后寻求产业升级——对于众多发展中国家,例如亚非拉的广大地区和人口,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因此,尽管印度、巴基斯坦、马来西亚等国家同香港一样,为前英国殖民地,但并不能效仿香港的致富之路。原因很简单,西方主人所需要的贴身仆役或贴身侍卫名额有限,过多人口的涌入,将危及西方经济体系和产业分工的结构和秩序本身。反观近年中国的中低端产品对世界市场和全球经济体系的强劲冲击,这一点不难理解。

中俄有权选择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中国文化有别于西方和俄罗斯,而俄罗斯文化又具有过渡性,非中非西。两国应当继承本国民族文化,充分肯定民族意识、民族价值、民族传统等,扬长避短,既不全盘接受或拒斥西方文化,也不全盘接受或拒绝对方的文化。

因此,不需要等到冷战结束或21世纪初,早在20世纪50到70年代,就存在着三种现代化道路——以西方老牌工业国、亚洲四小龙和社会主义国家为代表,分别是主动-掠夺型现代化、依附-打工型现代化、自主-造反型现代化。三者之间,也并非像马丁·雅克所说,仅仅是“在文化、历史及文明遗产方面”存在差异,而是在现代化的基本原理、基本路线方面截然不同。如果说存在着什么“现代性竞争”,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竞争”。特别是其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诸领域,对西方老牌工业国构成全面的挑战。

中俄均处于转型期,俄罗斯的转型是激进式替代性变革,欲与社会主义制度完全决裂,本质上是西方化与本土化争锋。中国的转型是渐进性增量改革,坚持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原则性与创新性的相济,已取得显著成效,正处于改革的深水期。中国历史悠久,文化传统深厚,国家规模庞大,若是推行激进式变革,现代化成本可能昂贵,甚至导致不可预料的后果。以苏联改革为鉴,以1950—1960年代曾经的一边倒为鉴,中国只有先进行经济、科技等改革,才可推进其他的社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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