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蓉:从当前党群关系特点看党的群众路线内涵的拓展

注:本文摘自韩毓海、王绍光等合着《人间正道》一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版,定价39元。

党的群众路线一直以来都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力量之源,其基本内涵是党的领导与群众观点的统一,党在执政治国的过程中如何坚持实践原则和民主作风、实现群众利益和回应群众诉求,对于党群关系建设、政治发展和社会稳定都具有重大意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中国社会的深刻转型,党群关系和群众路线都面临一些新的挑战和问题,深入分析和把握这些新问题,不断拓展群众路线的内涵,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前提。从当前党群关系的特点出发,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认识和拓展党的群众路线的内涵,一是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出发、官与民的关系出发认识党群关系的实质;二是从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关系的角度认识党群关系的表现;三是进一步认识破除党与群众互动关系中正在形成的相对封闭状态的重要性;四是从开放的视角看待党群关系,把作为民主决策依据的群众路线和扩大国家民主进程的群众参与结合起来。

内容摘要:

论“群众路线”与“参与民主”

一、认识党群关系的实质

关键词:

政体其实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重要。

党群关系的主体是作为执政者的中国共产党和作为政治与社会生活参与者的广大人民群众,因此,党群关系的实质是通过党对群众的领导关系和服务关系来体现的官民关系,其关系状态与双方主体的内涵和外延以及各自所处的地位、所确立的目标密切相关。历史地来看,事关党群关系发展状态的这些因素都是在实践中不断变化的,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些因素的变化及其特点,是我们分析党群关系的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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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体决定论看来,以多党竞争为特征的“民主”是个“好东西”,好东西必然带来其他的好东西,例如经济增长、社会公平、普遍幸福。但是,以“民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例,对此已有大量实证研究,其中有些发现“民主”促进经济增长,而有些却发现“民主”阻碍经济增长,有些则发现“民主”与经济增长毫无关系。因此,总体看来,“民主”这种“好东西”未必能带来另一种好东西——经济增长。实证研究表明,“民主”与其他好东西的关系也大致是如此。

群众,是一个历史地演变着的主体,已经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所特指广大的工农劳动者演变为今天的所有社会成员,从其基本特性来看,“工农劳动者”时期的群众在经济状况、受教育水平等方面基本一致,都是贫困的劳动大众,而今天的社会成员在社会分工、收入水平、知识素养和价值观念之间都存在较大分化与差异,不同阶层的社会成员之间甚至还存在发生利益冲突、互不信任的可能。党的工作任务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从革命的启蒙者、引领者演变为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执政者、领导者,革命时期党的核心目标是领导工农群众通过革命胜利夺取政权,执政治国时期党的核心目标则是国家建设和发展,尽管我们可以这把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工作目标共同提炼和浓缩为“一切为了人民”,但是,党在这两个不同时期的政治地位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革命时期党和群众都是被统治者,党获得执政地位后就与群众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地位分离状态,革命时期的党群合作就演变为建设时期的官民共存,同时也不排除在一定范围内演变为某种矛盾和对立状态的可能。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科学概括和深刻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并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为全党全国人民的长期奋斗目标。这是党在新世纪新阶段面对国际国内新情况作出的战略决策,这个决策是对从毛泽东以来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长期探索文化建设改革发展的丰富实践和宝贵经验的深刻总结。毛泽东不仅率领中国共产党唤起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伟大觉醒,突破了中国“三千年之未有变局”,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使中华文化的振兴有了现实的可能,而且作为中国新文化的开创者,对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作出了突出贡献,对此进行回顾总结,无疑对深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有积极意义。  一、毛泽东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毛泽东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始探索中国的新文化建设,重视文化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重要地位和作用。早在1927年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毛泽东把办农民学校普及教育的“文化运动”作为考察农民协会作的十四件大事之一。1933年8月在江西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演说中指出“用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的政治和文化的水平,这对于发展国民经济同样有极大的重要性。”[1]在中央苏区作调查,长冈乡的文化运动、才溪乡的文化教育都是他重点调查的对象,“要求每个乡苏维埃都要学习长冈乡的文化教育工作”[2],乡里的消灭文盲协会、识字运动委员会、俱乐部等群众团体,是乡苏维埃注意和帮助的对象[3]。1934年1月,他对苏区文化建设的思路和内容作过这样的概括: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加于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4]1940年1月,毛泽东在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全面地勾画了中国共产党将要建立的新中国的蓝图,全文15个部分,专谈文化问题的就有6个部分,系统地阐述了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他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5]在这里,毛泽东将“新文化”与新政治、新经济并列,把文化建设作为中华民族“新社会、新国家”建设的重要方面,精辟地阐明了文化建设在“新社会、新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还从文化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出发肯定了文化的独特价值:“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我们讨论中国文化问题,不能忘记这个基本观点。”[6]他认为政治、经济和文化是人类社会三大基本结构,三者的对立统一构成了社会的运动和发展,这就将文化的地位构筑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牢固基础之上。  毛泽东曾从不同的角度阐述文化的地位作用,有很多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名言。诸如“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7];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我们首先要依靠拿枪的军队,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8]他在1944年3月22日发表的《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中明确指出:“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9]1949年新中国即将成立,他充满激情地预言:“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10]提出:“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主要地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政权的建立,给人民的文化教育和人民的文学艺术开辟了发展的道路。”[11]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确立了“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在这个目标中,毛泽东主张有一个“科学文化现代化”[12]。这说明,从革命到建设,毛泽东高度重视运用文化引领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的作用,总是把文化建设同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目标联系在一起,文化问题始终是毛泽东构想的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和战略任务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明确了中国新文化的指导思想  文化的先进性在于它的功能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这种功能是通过把观念的文化变成实践的文化来实现的。毛泽东说:“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13]当然,先进的文化不可能在人民群众中自发地产生,也不可能被人民群众自发地掌握,所以必须通过宣传、教育和组织群众来争取、巩固和扩大自己的阵地,成为社会前进的物质力量。让人们掌握先进的思想武器是文化建设最重要的一环。  毛泽东在“五四”时期感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先进性后,就创办《湘江评论》杂志、文化书社,着力于传播新文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以解湖南人“脑子饥荒”。在其后的革命生涯中,他更是明确认识到,宣传马克思主义,创造和传播先进文化,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责任,努力地确立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的指导地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明确提出,“当作国民文化的方针来说,属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思想。”并且,“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因此,“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14]这就阐明了中国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个胜利,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新中国各项事业的指导思想,自然也成为包括文化领域在内的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思想。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提出:“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15]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最根本的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指导行动。因为“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16]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人们的世界观方法论问题。毛泽东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17]是把它“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18]的理论与方法。“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19]。  毛泽东将之推行和落实到了社会主义文化创造的实践中。新中国成立,各路文化大军“会师”,知识分子的多数是带着旧有时代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文化刻痕投入到新社会的。为此,毛泽东通过领导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梁漱溟思想的批判、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观点的批判引申出来的对胡适派思想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等五个步骤,对五四以来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文化思潮进行清算,促成新的文化整合,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整个文化思想领域的指导地位,以树立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历史观、哲学观和文艺观。所谓“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由此,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工具理性,作为分析社会的客观的方法论,在文化学术领域得到普及,阶级、阶级分析、阶级斗争、历史唯物主义、唯物论、唯心论、自然辩证法等基本概念被广泛地运用到文化学术之中,人文学科研究和学校教育的内容,文学艺术创作的主题选择和人物塑造,社会风俗和人们的日常用语等等。同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实现了对中国社会意识的整合,成为了整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成为了体现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精神信仰。这些变化,使此前提出和包含在新民主主义文化中的社会主义文化方向,在新中国成为了现实,成为了普遍的文化追求和文化实践,[20]促进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兴起。  三、明确了新文化的基本特征  关于中国新文化的基本特征或者说属性,毛泽东最先关注的是文化的民族性。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他向全党提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的任务;呼吁“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1]在1939年写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他自豪地说,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有四大发明等等,“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22]从陈胜、吴广起义到辛亥革命,多少志士仁人为着自由和真理而奋斗,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毛泽东重视文化的民族特征,肯定民族文化、文化民族性,提倡文化的民族形式,与当时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抗战大背景有关。从文化救亡的角度,高扬民族旗帜,强调民族文化自信,有着现实的紧迫性。  毛泽东对中国新文化的特征作出明确界定是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总结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批判地吸收国内文化思想界不同流派有价值的思想养料,第一次系统、全面地回答了“五四”以来涉及中国文化现代化发展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提出了中国新文化建设的纲领,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为国人进行民族新文化建设提供了一个光明而正确的方向”。[23]  所谓民族性,就是尊重文化的继承性规律,以坚持和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为主体,同时吸收外来有益文化,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毛泽东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它带有中华民族所特有的精神品格,有利于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加民族凝聚力。同时,“中国应当广泛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的食粮的原料。”“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前提是必须和中国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的形式。”“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
[24]毛泽东不仅批判了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全盘西化派”,而且批判了党内存在的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倾向。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依然坚持这个观点。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25]中国的新文化不是“自闭于幽谷”的旧文化,而是在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全部优秀民族文化遗产的丰厚底蕴和广泛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资源基础上,开放的、创新的民族新文化。  所谓科学性,就“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与实践一致的”。“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26]科学的文化,是以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以合理先进的价值体系为主要内容,以科学的精神和态度对待一切事物的思想文化。  所谓文化的大众化,“即是民主的。它应当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毛泽东提出的“文化的大众化”,是从文化主体和功能的角度,对新文化总体价值取向做出的基本定位。首先,文化的源泉是人民大众。毛泽东指出,“文化运动和实践运动,都是群众的。”“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其次,要实现文化和人民大众的结合,使新文化变成人民大众的有力精神武器。“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的文化人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为了方便工农劳苦民众掌握文化,“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27]所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就是要具有民族的形式、科学的内容、大众的方向。  新中国成立,虽然新民主主义文化随着党的中心任务的转移,具体内容有所变化,但它所强调的文化的民族形式、科学内容和大众的方向,所体现的新文化的精神实质,毫无疑问代表了现代文化的本质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因此,新中国的施政纲领——《共同纲领》确认其为文化政策,要求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四、确定了新文化的发展方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双百”方针吸取了我国历史上学术、文化发展的经验,总结了党领导科学文化工作的经验和教训,也借鉴了外国党领导科学文化工作的经验和教训,是一个符合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发展客观规律的方针。它的主旨和精神实质是要把文化界的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创造丰富的文化产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双百”方针的提出有一个发展过程。1950年,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戏曲工作会议,总结戏曲改革的成绩和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发生了京剧和地方戏谁为主的争论。毛泽东在广泛征求意见时,结合他1942年在延安提出的“推陈出新”,形成了戏曲改革“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1951年4月3号,以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任院长的中国戏曲研究院在北京成立,他亲笔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一题词为新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构成为“双百”方针的重要一环。1956年以来,一方面,由于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根本性的胜利,中国历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党和国家面临的迫切任务,是要调动一切可能调动的积极因素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去,迅速发展我国的经济、科学和文化事业;另一方面,在科学文化领域内仍然存在着一些“左”的思想影响。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对非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进行改造和批判,学习和宣传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是完全必要的,改变了知识界、文化界各个领域的状况;但是,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域也出现了片面性,出现了学术、文化和艺术问题上乱贴政治标签,动辄打棍子、扣帽子等粗暴现象;文化教育方面学习苏联也出现教条主义,这严重损伤了部分知识分子和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不利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创造和繁荣。针对这种情况,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讨论十大关系的过程中,提出要把政治思想问题同学术、艺术和技术性质的问题区分开来。1956年2月19日,毛泽东作过“对学术问题的不同意见不应禁止谈论”的批示,已经蕴含着“百家争鸣”的精神实质[28]。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29]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宣布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党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指导方针。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和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根据“双百”方针实施以来的情况,进一步完善了“双百”方针。他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30]这个表述更规范完整。他明确宣布,这是一个基本的、长期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提出,“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31]毛泽东还把它作为科学艺术发展的规律来认识:“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毛泽东明确了“双百”方针的适用范围:(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32]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还阐明了“双百”方针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关系。他说:“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33]因为“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34]至此,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自己的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道路[35]。  “双百”方针的提出,顺应了繁荣文化艺术、发展科学技术的时代要求,反映了当时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团结、社会进步的国家形象,反映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一种信心。它一经提出,立即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使学术文化事业出现了生气勃勃的发展景象。尽管这一方针在贯彻执行中曾受到“左”的干扰,但由于它正确地反映了学术文化发展的规律和时代的特征,所以“大大促进了文学、艺术、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发展和繁荣,半个世纪以来在这些文化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无论数量或质量都是前人所不可企及的,有些已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36]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和自然科学领域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证明了“双百”方针的正确。  五、明确了新文化的发展目的  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人,离开了人来谈文化,离开了人的文化素质、文明素质、精神面貌,来谈文化建设,就会忽略文化建设的根本,因此,就有一个文化为了谁、依靠谁、服务谁的问题。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新文化决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37],应该为人民服务。列宁在1905年发表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提出了文学事业要“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的思想。[38]列宁关于文化的功能的主张对毛泽东产生了深刻影响[39],并结合中国实际进行丰富和发展。1938年4月28日,毛泽东在《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谈到了艺术作品的内容要适合时代,要适合大众的要求。他说:“艺术至上主义者是只注重味道好不好吃,不管有没有营养,他们的艺术作品内容常常是空虚的或者有害的。艺术作品要注重营养,也就是要有好的内容,要适合时代的要求,大众的要求。”[40]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主要解决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他开宗明义,“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41]工人,农民,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42]文艺如何为大众、为工农兵服务?毛泽东认为,文艺工作者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前提是深入了解和熟悉群众生活。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源泉,“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能进入创作过程。”[43]文艺工作者只有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从中吸取艺术养分,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才能创造出具有永恒魅力的经典之作。这就解决了文化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阐明了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关系中国文化的前途,毛泽东始终旗帜鲜明。1944年1月9日,他在《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中写道:“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的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44]  关于艺术与政治的关系,毛泽东明确指出,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因此,“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与艺术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又说:“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45]  正是在毛泽东文艺方针指导下,延安的革命文艺开始真正与广大工农兵群众相结合,许多来自上海亭子间的文艺工作者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同人民群众相结合,虚心学习人民的思想、感情和立场,致力于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同时注意形式和内容的结合,同民族的、特别是民间的文艺传统保持了密切的血肉关系,语言上也做到了相当的大众化。如发展秧歌、快板书、春联、小调、章回小说、年画等。在教育方面,设识字组,编写普及生产知识的教材,让农民学会打算盘、记账、写信、写路条,提高农民文化水平。总之,毛泽东致力于文化生产者的工农化,文化品格的大众化。这种文化形态与当时的革命环境高度契合,创造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的人民文化,把革命文化运动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正是通过这些通俗易懂的文化形式为广大人民丰富了文化生活,廓清了思想上的迷雾,起到了安定人心、凝聚力量、鼓舞斗志的作用,从而为党领导人民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新中国成立,建立的是人民的国家,毛泽东向往的新文化形态自然是“人民的文化”,即劳动人民实现文化翻身,文化向劳动人民敞开大门,为劳动人民服务,打破知识精英垄断文化的格局。1949年7月,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要求全中国一切爱国的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进一步联系人民群众,广泛地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使人民的文艺运动大大发展起来。”[46]大会确立了新中国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开启了新中国人民文艺的主潮。以此为契机,人民文化、人民艺术、人民教育等文化事业蓬勃开展。1960年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确认在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下,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的政策,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最正确、最宽广的道路[47]。这是对社会主义文化中“二为”方向的正式概括,是对延安时期文化建设思想的进一步阐发。  综上所述,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毛泽东,在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同时,在中国新文化的建设中表现了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荡涤封建文化、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作为文化纲领,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创造出以延安革命文艺为代表的中国先进文化,并总结文化发展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双百”方针,坚持了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对中国文化事业尤其是先进文化建设中的带有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深刻地影响了新中国文化建设的实践,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探索的历史起点。同时也应看到,由于历史时代局限,毛泽东晚年的文化探索比较明显地存在着理性认识与实践操作相脱节的问题,提出的一些文化建设思想在实践中没有得到严格遵守和真正执行。而且,由于当时的国际形势与“左”倾思想影响,探索中出现偏差与失误,甚至出现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全局性错误。但是,毛泽东提出的上述新文化建设思想,对文化强国目标的追求以及繁荣文化的举措,有着指导与借鉴意义。  注释:

以前,我们曾用“实质民主”来批评“形式民主”。我们认为还可以从政体与政道的角度来讨论民主问题。从政体的角度看,民主与否的关键在于,政府是否有代表性;但从政道的角度看,民主与否的关键在于政府对民众需求的“回应性”。从普通民众的角度看,是“代表性”重要还是“回应性”重要?当然,两者都重要,但实际上老百姓最关心的是政府出台的政策能否反映他们的需求。有些政治体制从形式上来看似乎有“代表性”,因为它们是选出来的,但这类体制的回应性未必很高。

毛泽东曾经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9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在当前变化了的条件下,这种密切联系就需要通过建设现代政治理念、创新政府管理来落实。从根本上来说,党的执政地位的取得与群众主体特征的变化,并没有否认群众在实践中的主体地位,而是对党群关系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党只有始终确立“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权力观,充分利用党的执政地位和条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和应有权利,以领导和服务相统一的姿态,形成与广大人民群众一致的目标,才能密切联系群众、充分依靠群众。

  [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126页。  [2]《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9页。  [3]《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6页。  [4]陈晋:《中国共产党与先进文化建设四题》,《北京日报》2011年11月14日。  [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页。  [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664页。  [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1页。  [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7页。  [9]《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页。  [10]《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5页。  [11]《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版,第129

130页  [12]《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1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8页。  [1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9、704、706页。  [1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4页。  [1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5页。  [17]《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0-163页。  [1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页。  [19]《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页。  [20]陈晋:《毛泽东与文化的社会主义转变》,《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2期  [2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534页。  [2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2—623页。  [23]杨思信:《文化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02页。  [2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707页。  [25]《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2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708页。  [2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28]《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第471页。  [29]《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45页。  [30]《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229页。  [31]《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209页。  [32]《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233-234页。  [33]《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232页。  [34]《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230页。  [35]夏杏珍主编:《六十年国事纪要·文化卷》,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100页。  [36]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第348页。  [3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1058页。  [38]《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6页。  [39]参见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58页。  [40]《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122—123页。  [4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857、863页。  [4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855—856页。  [4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861页。  [44]《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第199页。  [4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865-866、869-870页。  [46]《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年版,第525页。  [47]《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年版,第365页。    作者简介:欧阳雪梅,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香港中文大学有一个来自俄罗斯的博士生,他的博士论文分析俄罗斯、中国、美国的医改,从而比较这三个政治体制的回应性,其中一个结论是美国的回应性不强,尽管它自诩“民主”、有“代表性”。这是从第三方作出的客观的正确判断。

二、把握党群关系的直接表现

责任编辑:田粉红

请注意,“需求”这个概念与“要求”不同。“需求”是指满足人类生存与体面生活必需的那些东西,如消除贫困、教育、健康、环保等。当然,随着时代变化,人们的“需求”也会变化。“要求”则不同,它是指人们想要的东西,它可以是任何东西,远远超出了人类生存与体面生活的必要,比如“我想买一个LV牌的挎包”、“我想要一部奔驰跑车”。西方消费主义的兴起就是区分了这两个范畴:要求和需求,wants是被创造的,被制造的,拿它来引诱、激发人们没完没了的需要,消费主义的要求就是虚幻的,强加给你的。

在党的执政地位和群众的主体地位需要共同实现的前提下,党群关系就直接表现为一种利益关系,保持党的长期执政地位、保障人民群众利益的实现是党的根本利益所在,同时也需要党能正确处理好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党的执政地位一方面使党执掌了社会的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另一方面也需要党直面社会公共问题、准确定位并最大程度地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当前来看,党所执掌的公共权力与公共资源是广泛的,既包括物质资源,也包括组织资源、人力资源,如何合理地运用这些资源是群众所关心的重要问题,同时,党如何有效地解决社会公共问题、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又是群众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群众除了关心公共利益及其实现之外,还更加关注个体利益的实现,不仅关注自身利益,也同时关注他人利益及其实现,可以说,群众利益不仅具有多元和分化的特点,而且还存在矛盾和冲突,既有不同个体利益之间的冲突也有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之间的冲突。

以代表性为特征的“民主”着眼点在“要求”,那些选出来的代表必须反映选民表达出来的“要求”。而以回应性为特征的“民主”着眼点是最广大人民尤其是普通老百姓的“需求”。

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利益格局下,我们可以提炼出党的利益与群众利益具有根本的、长远的一致性特点,却也不能排除其在当前所存在的具体矛盾。因此,如何协调这些复杂的利益关系,加强各类利益之间的整合,使实现多元、分化的群众利益与实现党所代表的社会公共利益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是当前群众路线的重要着力点。

民主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这是必须注意的根本性区别。流行的民主概念只是看有没有竞争性的选举,而更进步一点的民主观认为,除了选举外,还强调公众参与,这就有点政道的意思。而从政道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之一“群众路线”是非常民主的,如此实践,才是政道之极。

从党群关系的角度出发,群众对利益的关注大致有三个层面,一是利益的实现水平,即反映在量和程度上的群众的各类利益所得;二是利益的实现方式,包括劳动、资本等实现利益的途径、各类制度和政策的事实以及法律保障的条件等;三是利益的分布格局,既包括不同个体之间的利益分布,也包括不同类型利益之间的分布状况。群众在这三个问题上的满意度直接关系到其对党的执政治国方式的认同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上的平均主义并不是群众的追求,合理的差别、体现公平和正义的利益分配则是群众的基本期待,因此,无论是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还是其他任何领域的利益,党都需要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了解和分析群众的真实利益需求,高扬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利益平衡利益,为正确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什么是参与型民主?当今对公众参与的讨论似乎假定,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一扇门,决策者在里面,公众在外面。建立公众参与机制无非是把原来紧锁的门改装成虚掩的单向弹簧门,公众参与就好比公众推开了那扇门,得以参与屋内的游戏。不过矜持的决策者却不会走出户外。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参与”的理解与此截然不同,他们主张决策者必须走出户外,主动深入到民众中去。

三、打破党群互动中的相对封闭状态

与目前流行的各种公共参与模式相比,群众路线可以说是一种逆向参与模式,它所强调的是,决策者必须主动深入到人民大众中去,而不是坐等群众前来参与。这个模式有四个支撑点:

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形式是党与群众之间的互动,互动的内容和程度决定着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状态,也决定着党对群众和社会的认知程度以及党的政策对国情、民情的关照。毛泽东曾经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习近平同志也强调,“我们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时刻把群众安慰冷暖放在心上,及时准确了解群众所思、所盼、所忧、所急,把群众工作做实、做深、做细、做透”[
习近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要突出抓好六个方面工作》(2012年11月15日),《求实》2013年第1期,第6页。],可见,加强党与群众的互动向来都是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的基本要求。

首先,所谓“从群众中来”,就是要求领导干部与“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一刻也不脱离群众。毛泽东本人十分注重密切联系群众。即使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也经常利用战争间隙深入群众,了解老百姓的生活疾苦和需要。

然而,实践的发展也给党群互动的良好运行提出了不少新的挑战,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党和群众两大互动主体自身的发展与特点的形成,当前,一定程度地存在两大主体形成各自相对封闭体系的倾向,需要我们及时破除。一方面,随着党的组织建设的加强,完备的组织体系、组织纪律和组织程序已使党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组织系统,党在各类实践中已逐步形成相对固化的价值观念、行动取向、制度体制和话语系统;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群众在物质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参与社会活动能力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原本处于自发、分散状态的群众不仅容易因社会性事件的发生而聚集,更容易在新技术、新媒体下集中关注社会事务,并逐步形成了一套具有自身特点的思想、行动和语言体系。两大主体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始终存在,但这些交流和沟通却未能打破业已形成的相对固定的“封闭圈”。

其次,深入群众是为了培植群众观点。为此,毛泽东同志要求领导干部经常下基层,并在下基层时实行“三同”,即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以拉近与群众的距离。除了在日常工作中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外,50—70年代还形成制度,定期将领导机构的干部下放到农村当社员,下放到车间当工人,下放到连队当兵,直接参加体力劳动,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只有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干部才能转换角色,把世界观和立场真正转到工人农民这方面来,热爱人民群众,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牢固树立起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群众观点。

在思想上并继而在行动中打破这个“封闭圈”,是增强党群互动、密切党群关系的必然选择。因此,一方面是党和群众之间最大的价值共识的确立,本着“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的立场,使党在观念、话语上与群众保持协调与融合;另一方面,是在党执政的不同领域,建立与群众之间良好的对话、沟通、回应机制,长期生活、工作在“干部圈”内,甚至会出现“与新社会群体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体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群体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的情形,一些干部较少听到或听不进群众的声音,或者一听到与自己不合拍的声音就反应为是民众的对抗,就很容易把党的利益与群众的利益割裂开来。“领导不是百事通,不是万能的。要做群众的先生,先做群众的学生。领导干部要放下架子,甘当小学生,多同群众交朋友,多向群众请教。要真正悟透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习近平:《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的讲话》,2012年12月7日-11日,]。只有从思想上、行动上不断打破“封闭圈”,才能拉近与群众之间的距离,实现党群之间的有效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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