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亚洲的方向——《方法的日本》序言

《方法的日本》序言1张承志亚洲的方向A谈起日本总有说不完的话。但若幻想用理论的方法把话说清楚,往往又只是徒劳。日本的问题千头万绪,大幅简化,归根结蒂,就是一句话——投身亚洲还是背叛亚洲。但是话未出口,似乎就听见了中国人惯用的反唇相讥:少来这一套!亚洲怎么啦?我们就是亚洲!宛似多年前我笨口拙舌,想强调“人民”的意味时的遭遇一样:人民怎么啦?我们就是人民!……于是在那个所谓思想解放的时期,我们无法讨论人民与底层的立场,与特权阶层的挫折并不相同。言及日本,莫谈理论,还是讲个真实的故事。1972年脱离日本辗转抵达阿拉伯地区,决心投身巴勒斯坦解放斗争的一小批日本青年——他们为自己命名为阿拉伯赤军——加入了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阵线的战斗序列,首先接受游击战训练。在贝鲁特的海中进行游泳训练时,不幸发生了一人溺水而死的事故,他的战友桧森孝雄为护送遗骨回到了日本,未能参加以后的军事行动。当时25岁的学生桧森孝雄,从那一天开始了他孤胆的抗议活动。一直到54岁辞世,他持续了30年之久的对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支持:绝食抗议、游行静坐、宣传救援,最后选择54岁3月30日即“巴勒斯坦土地日”这一天,他在东京日比谷公园的海鸥广场烧身自杀。在留下的遗书中他这样写道:我感到,为解放而组织起来的巴勒斯坦的人们,是我近处的友人。日本正在急于增强侵略战争的体制、变成非常危险的国家。但是,追究侵略战争责任谋求日本解放的人在亚洲并不少见,我也一直希望加入到解放的一部分之中。高度发达的科学的世界,却带来了比古代残酷得多的侵略与屠杀的时代。作为人最真实的、彼此开怀和分担痛苦之心,正被残忍地践踏蹂躏。对以色列及其后台美国、还有充当他们盟友的日本进行的抗议,虽规模小但在日本持续着。我也要参加其中,成为这抗议的一员。《水平线的彼岸》,东京风尘社2005年去年岁末,我带着女儿,站在了海鸥广场。一位白发蓬乱的桧森孝雄的昔日战友,声音哽咽地给我们讲解,指点着烧身抗议的位置和细节。确定位置的地标,是一棵从香川县移植的橄榄树。原来,桧森孝雄就背靠着这株树,如依偎着他献身的巴勒斯坦。在东京湾吹来的夜风中,他的战友告诉我,遗体烧成了焦炭,但只有前胸一小块皮肤未烧。后来在检察遗体时人们才发现:桧森孝雄是把一面巴勒斯坦国旗贴肉缠在身上以后、才来到海鸥广场的。那一天他扑倒后,只有胸前的一块皮肤和旗子碎片一起留了下来,如留下了一个尚未解读的日本精神,以及他以命相谏的——日本的方向。我以为,那也是中国的方向。B明治的时代,孕育了诸多日本的“志士”。值得重新俯瞰他们思想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不仅仅主导了那以后日本的走向,甚至以变种的形式,潜在地影响着今日中国。如长州藩的吉田松阴,因思想激进触犯法度而被捕,囚禁中写下启蒙的《狱是帐》。但是他的发愤之作,却一面教导对俄美列强的恭敬、一面宣言对中朝邻国的野蛮:既与鲁西亚或亚墨利加一旦缔约,决不可因我破约而失信与戎狄……滋养国力,使易攻取之鲜满支那顺从……得失之壑乃至土地,可就鲜满夺以填偿之。影响更大的是福泽谕吉的文明论。福泽谕吉思想的核心要义,就是成为帝国并实现殖民主义、吞噬弱小亚洲的“穷亲戚”。为今日谋……不可犹豫于邻邦……毋宁脱离其伍,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其与支那朝鲜交际之法……径以西洋人待此之风予以处理可也。脱亚入欧,成了一个古怪的谜谶。日本至今对它再三吟味而不得结论。但是中国朝鲜却一直催促逼迫,警告它只要不放弃脱亚入欧的方向,就得不到亚洲的信任,就永远都是“加快复活军国主义和狼子野心不死。”也许今日的中国,正朝着明治日本的老路举步。今日重提阿拉伯赤军孙大圣,只缘脱亚入欧的妖雾又重来。批判只有在矛头敢于对准自己时才称得起批判——如我们对待日本,解剖的手术刀必须对准大中华的天朝帝国思想。已经应该指出:在今日的中国,至少在一个个精英的圈子,他们的忧国宏论之中,游走着、甚至疯狂泛滥着一丝与脱亚入欧的明治日本相似的声音腔调。在今日繁衍的精英里,在天下己任的“士”中,方兴未艾的大国主义和对亚洲弱小民族的歧视,正如一种致命的癌,于无声处,悄无声息,向着中华天朝的眼、目、耳、鼻、骨骼、髓液乃至心眼大脑——危险地传染。举例则纸短角多,若一言以蔽之,必须说:如何对待亚洲“还没富起来”的弱小国家,如何对待自己地盘之内“非我族类”的人民——才是中国人特别精英们在大搞南水北调、重画省区、低碳环保、亚丁护航、海岛争端等大功伟业之前,先要从零学起的头等大事。黄晓京书中最耐人寻味的部分,也许是关于天下国家与西方式民族国家的分析。他说:“天下国家观,也有人称之为文明国家观,终将取代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这也许是亚洲的文化革命的历史含意。”这一思路源自顾炎武的思想。顾炎武预言般地、最早区别了亡国与亡天下的不同:易性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这简直是一篇摒除狭隘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宣言!但是,既然远见卓识被放逐于书卷而不得实施,时至如今就变做了不祥的谶语。恐怕,“亚洲的文化革命”到了它以一出汹汹的历史活剧上演之际,伴随着的,也许将是恐怖的流血,与无边的遗恨。C我在日本时,也曾度过与黄晓京近似的艰难时光。后来在写作关于日本的随想录《敬重与惜别》时,又直接与他深谈,得到过许多的教益。他编纂的明治初期汉诗,出自众多的日本精英与思想家之手,虽然中国人读着会觉得太乏诗味甚至忍不住捧腹大笑——但字里行间描画的,确实乃是骄狂活跃在那个时代的、脱亚入欧的野心。—
如同某种形式和思想的对立,阿拉伯赤军的成员留下的,不是汉诗而是地道的日本和歌。如重信房子在狱中出版的短歌集《把茉莉插在枪口》。其中满满记下的,是他们青春作伴的斗争剪影、以及一股徘徊于短歌行间的、献身被剥夺与被压迫的亚洲人民的忠诚。然而,最为令人震惊也最发人深省的,乃是如下一首短歌。パレスチナ
わがまほろばの
れゆくのみしジェニンのよ(巴勒斯坦,我的美之家园,正坍塌崩溃,唯天穹高高,杰宁的街镇哟)抄录日文原作并把粗浅的释意写在括号里,不仅为了让大方之家能依据原文审断,也因为我很难找到一个准确的译法。一首排列假名的短歌,不仅难在格式的生疏、不仅难求语词的对应﹔最使我感觉困难的,是对于其中一个含义重大的古语
—まほろば的解释、强调、和意味的传达。まほろば一词,可以把它看做一个“大和”的同义词来接近,但又不能译它为“大和”。它有“理想国、和平乡、净土、可望不可及的美好家园”等寓意。它属于日本的私密,并不能与人分享。唯作者能发奇想,把巴勒斯坦比做自己一个日本人心中的まほろば——此一笔不仅在日本文学史上、即便在整部日本史上也前所未闻,其价值无论怎样评价也不为过高。是的,成为日本的狭隘爱国主义象征的大和理想乡,已被置换为巴勒斯坦、置换为被压迫与被侮辱的他者,包括亚洲。在我们毫无察觉之际,日本的先驱者,早已朝着“亚洲”这一方向,迈出了他们的步伐。问题留给了中国。对于我们的国人而言,这样的问题存在吗?所以我想说——与那些躲在帝国主义裤裆里高喊民主的斗士不同,更与孪生于西方价值粪便里作艺术态的诗人两样﹔面对日本,我们并不想彼此确认民族主义。我们想做的是——把桧森孝雄、冈本公三等英雄的名字刻在满是遗恨的胸中,怀着对烈士的追悼之意,一同探求新的亚细亚主义、以及真正的英特那雄纳尔、即国际主义的道路。——谨为赘序。注释:1
黄晓京:《方法的日本——超越资本主义与亚洲的文化革命》,大风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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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努力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日本背离了他们的亚洲传统,只是把它们看作使亚洲同胞们落后的原因。因此,他们最终违背了最初开展维新时“和魂洋才”的口号,为了“洋才”而抛弃了“和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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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失互偿论
  大陆政策
  利益线理论
  集体自卫权
 

图片 2在鹿鸣馆跳交际舞的明治时代的高官及亲眷。

吕耀东  

整个现代日本看起来和西方国家没有什么差别。明治的改革中采用了大量的西方元素。尽管在千年以前,日本有过学习中国文明的历史,但这次维新仍然使得日本人对于曾经的传统是对是错产生了迷茫。通常来说,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会强调他们以往取得的成就,并援引其中的例证,来证明他们当下行为的正确性。然而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一个例外,因为日本从来没有过这种改革的先例。一名德国医生受雇前来日本治疗政府高官并建立一所医疗院校,他问日本朋友关于这个国家的历史。朋友回答道:“我们没有历史,我们的历史从今天开始。”另一个朋友则说:“那是未开化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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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历史,就让科学来充当变革的权威,日本决定仿照西方的办法来办事。啤酒和牛排开始在日本流行。各大臣们穿着燕尾服,与他们的妻子一起在派对中跳着交际舞。坐落在东京日比谷地区的鹿鸣馆(Deer
Cry
Pavilion,或称Rokumeikan)里夜夜笙歌。而明治天皇也放弃了白色的神道教长袍,改穿普鲁士风格的陆军元帅制服,并开始蓄须。日本首相开始举办化装舞会,所有的客人都以戏装出席。一位年轻人曾经当过武士,随后又成为首批赴美使者,并在最后成为教育部大臣(Minister
of
Education)。他与妻子在1875年结婚,并于1886年离婚(离婚也是西方的舶来品)。他名叫森有礼(Mori
Arinori),还曾经建议将英语作为日本的官方语言,认为它比日语更能适应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这也许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散布到全球的结果,但它也确实能体现出日本人面对文化认同危机时的想法之大胆。

  

还有另一句口号在明治时期的日本流传很广。它没有记载于法律文本中,也不是在政府的正式讲话中提出,但却全国闻名。这句口号便是“富国强兵”(Fukoku
kyohei),它概括了明治时期改革者的目的。明治时期日本最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福泽谕吉,呼吁日本人通过接触欧洲和美国的思想进行“文明启蒙”。他认为只有见多识广的公民与组织良好的机构才能给日本带来财富与力量,让日本在全球占有一席之地。财富带来力量的观点开始盛行,在天皇的领导下,日本人以这几句口号为目标,努力学习西方的科技。东方的君主、东方的道德准则,结合西方的技术,这就是日本走出的足以同与西方的工业与军事力量抗衡的道路。

  
【摘要】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思想演变过程是与“大陆政策”的演进及实施互动发展的。从发展历程来看,随着对于西方列强“弱肉强食”侵略行为的认同,日本从昔日“存华挫狄论”向“得失互偿论”转变。同时,日本明治维新实施的“富国强兵”政策,进一步激发了军国主义侵华思想的膨胀与发展。日本完全无视几千年的睦邻友好关系,力图仿效西方列强的做法侵略中国等亚洲邻国。从“脱亚论”到“大陆政策”构想,日本政府则寻找到了发动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现实主义理由和行动依托。从对华“二十一条”到“田中奏折”,日本军国主义的“利益线理论”彻底转变为全面侵华的具体战争行动。

图片 4日本士兵正在阅读天皇诏书。

   【关键词】军国主义  得失互偿论 大陆政策  利益线理论  集体自卫权

明治维新留下的负面遗产

   【中图分类号】K31 【文献标识码】A

明治天皇于1912年去世,在他统治时期的最后,全世界都为他统治下45年中日本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惊叹。在那时,日本已经废除了所有不平等条约,同时获得了信奉社会达尔文学说的帝国主义者的尊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展现了强大的实力,可说是谱写了一个奇迹。然而麻烦也接踵而来,日本不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陷入了中国的泥潭中,还于1941年与西方世界开战。为何情势会如此急转直下?

  

回头看日本自1868年以来的发展,很明显是冲突和压力促成了接下来剧变的时代。明治时期的日本努力创造财富、积蓄力量,试图以此赶上西方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欺骗了大多数人民。比如说日本人口数量最多的群体——农民,必须承担繁重的税务,以促进工业的发展。无论日本国民受到了多少的教育,所有人都必须在所有事情上听从天皇的号令,尤其是在战事方面。日本帝国建立后,他们再次模仿英国等西方列强,开始欺凌在亚洲的邻居。这些邻居尽管有着足以自豪的东方文明遗产,但他们似乎找不到继续发展的方向。日本全神贯注于发展,大幅消耗着国家各方面的资源,国家的财富没有让任何市民受益,而是无限制地服务于天皇的远大志向。

  
日本军国主义曾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整个国民生活从属于军事及对外侵略战争,给亚洲乃至世界民众带来极大伤害和深重灾难。尽管日本军国主义作为国家制度的可能性被“和平宪法”所限制,但并不表明作为意识形态的军国主义“幽灵”已彻底消失。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看到,日本国内否认甚至美化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的言行仍然大行其道、逆流而动。日本政要抛出“侵略未定论”,在国内外散布淡化军国主义侵略性质的言论,日本政府还出台包括解禁集体自卫权在内的一系列安保法案,使得防止军国主义复活的“和平宪法”第九条名存实亡。日本对于军国主义侵略罪行及战争责任反省的历史性退步绝非偶然,日本的军国主义阴魂不散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它时刻威胁着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与安宁,因而深入了解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政策理念的演变,具有重要的现实警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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