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功过决定中苏两国走向

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在我国,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工业化是结合进行、同时并举的。现在,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提前基本完成。毛泽东认为,这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为了迅速发展经济,加快工业化进程,毛泽东的工作重点和注意力,开始向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方面转移。

如何评价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是涉及如何看待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苏共领导人在评价斯大林问题上的错误,中共领导人科学评价斯大林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产生了不同的历史结果。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如何评价党的领袖人物,是关系着社会主义国家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战略问题。

一九五六年,被毛泽东称为“多事之秋”。这一年,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暴露出一些严重的矛盾和问题。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上半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下半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发生。

  他在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工作要加紧一点。现在我们的主动一天一天地多起来,

文摘自《人民论坛》2011年第11期 作者:李君 刘仓 原题为:
科学评价领袖人物功过的时代意义以斯大林和毛泽东为例

  波兰事件,起因于波兹南事件后苏联对波兰内政的干预。一九五六年六月发生的波兹南事件,暴露出波兰政府在处理工人罢工问题上的严重官僚主义,同时也说明人民内部矛盾如果处置不当,同样会激化成为对抗性矛盾。波兰统一工人党在七月召开的七中全会上,总结波兹南事件的教训,提出进一步加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和社会主义法制等改革措施。随后,又决定在十月召开八中全会,准备改组政治局,选举哥穆尔卡为第一书记。波兰局势的发展,使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等人感到非常紧张。从十月十七日起,赫鲁晓夫一面令驻扎在波兰及其附近的苏军向华沙及波兰其他地区调动,一面率苏共代表团一行四人强行参加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八中全会。苏波两国关系骤然紧张起来。

  农业改造方面主动更多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面主动也更多了。但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没有主动,在工业方面没有主动。大多数重要装备要从外国进口,精密的仪器不能造,大的机器不能造,这上头我们没有主动。经济上没有独立,科学上没有独立。”又说:“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叫文化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愚蠢同无知的命。”为此,他要求在比较短的时期内,造就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同时要有更多的普通的知识分子。①

科学评价斯大林的功过

  十月十九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刘少奇递交了苏共中央关于波兰问题致中共中央的通知。尤金说:波兰党中央内部对一些根本政策问题发生了严重分歧,而这些政策关系到苏联和东欧很多国家的利益。他们还准备改组政治局。苏共认为,波兰存在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投入西方集团的危险,为了阻止波兰局势的这种发展,他们派了一个代表团去波兰。

  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更鲜明地提出,我们要大发展,“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②

1956年2月,赫鲁晓夫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像一颗政治原子弹,引起了严重的连锁反应。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导致了苏共和苏联社会的分化和分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机掀起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在这种背景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都面临向何处去的历史问题。

  十月二十一日,苏共中央又通知中共中央,说波兰情况极为严重,要求中共中央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商谈。

  毛泽东提出迅速发展经济,加快工业化步伐,同他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分不开的。自朝鲜停战以来,经过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国际紧张局势日趋缓和。毛泽东认为,现在有可能给我们十二年的和平时间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基本上实现工业化。他还看到,美国的军队现在这个摆法不像个打仗的样子,到处都是基地,这就是自己立起一些桩,把自己的尾巴都捆在那些桩上,动都不好动。他认为,只要有了十二年的和平时间。就可以争取更多一点的和平时间。当然,毛泽东还估计到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帝国主义搞突然袭击。

面对全世界反社会主义潮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如何评价斯大林问题上表达了与苏共相左的政治态度。中央政治局多次召开会议,着重分析如何评价斯大林和如何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和教训等问题。1956年4月5日和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评价斯大林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观点和态度。

  当天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波兰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胡乔木、李富春、彭德怀、王稼祥、康生、李维汉、薄一波、李先念等出席会议。讨论结束时,已是零时四十五分。由于情况紧急,毛泽东立即约见尤金,刘、周、陈、邓四人在座。毛答复尤金,同意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并且表示了中共中央对波兰问题的意见。

  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基本完成,毛泽东把注意力转到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上来。这意味着,开始了他一生中又一次重大而艰巨的历史性探索,即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第一,提出处理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的原则,强调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必须服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绝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矛盾等量齐观。第二,旗帜鲜明地肯定斯大林的历史功绩,指出斯大林在不同时期的许多方面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第三,客观地分析了斯大林的错误的内容和错误的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历史根源,指出斯大林的错误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还存在一定矛盾的结果,是在社会主义历史还不长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某些环节上的缺陷造成的。第四,全面评价斯大林的功过是非及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性质,指出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第五,从评价斯大林的功过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教训,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强调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修正主义和个人崇拜。这些观点都为评价领袖人物奠定了基本原则。

  尤金走后,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进行,决定由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组成中共代表团于二十三日赴莫斯科。

  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情况十分特殊的东方大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非常困难而复杂的问题。从马列主义的书本上找不到现成的答案,照抄、照搬苏联的模式又不符合中国国情,更不可能凭主观去想象。这个问题,只能从实践中逐步认识,逐步解决,首先要求对实际情况进行系统而周密的调查研究。毛泽东的探索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中国共产党在与苏共的论争中科学评价斯大林,捍卫了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等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为如何评价领袖人物问题、为党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奠定了基本原则和理论基础。

  十月二十二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波兰问题。会议结束后,毛又一次约见尤金,对他说:看来波兰还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加入西方集团。他们要改组政治局似乎是坚决的。对于这种情况,苏联方面到底采取什么方针?无非一种是软的办法,一种是硬的办法。所谓硬的办法就是派军队,把他压下来,比如武装干涉;软的办法是劝告他。劝他,他不听,剩下一个就是让步。他要改组政治局,就让他改组,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中央,同他打交道,在平等的基础上跟他合作。他不是要独立要平等吗?就让他独立,跟他讲平等。这样,就可以争取到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面,留在华沙条约里面。

  一九五六年一月中旬,毛泽东从杭州回到北京不久,从薄一波那里听说刘少奇正在听取国务院一些部委汇报工作,立刻引起他的兴趣。他对薄一波说:“这很好,我也想听听。你能不能替我也组织一些部门汇报?”③

正确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的语气是婉转的,态度是明确的,暗含着对苏共领导人大国主义错误的批评,但没有说出来。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中共中央的意见,苏共领导人或许更容易接受些,这也适合当时中苏两党关系的实际情况。

  刘少奇召集国务院各部门汇报工作,是从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七日开始的,是为起草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作准备的。毛泽东的调查,既是为八大作准备,同时又超出了这个范围,提出一些对社会主义建设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思想。被称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篇之作的《论十大关系》,就是这次调查的直接成果。毛泽东后来回忆说:“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三十四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④

文革结束以后,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关系到怎样看待党和国家过去几十年奋斗的成就,关系到党的团结、国家的安定,也关系到党和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

  尤金将这些话立即打电话报告了赫鲁晓夫。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从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开始,到四月二十四日结束。共听取国务院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还有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历时四十一天。

20世纪70年代末到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和邓小平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坚持唯物史观,在总结评价斯大林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科学解决了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一课题。

  十月二十三日晚,刘少奇、邓小平一行飞抵莫斯科。当天晚上,就在中共代表团住处,同赫鲁晓夫进行交谈。这时,苏共中央对波兰问题的方针已经转变,撤退了军队,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党中央,形势已经缓和下来,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赫鲁晓夫对中共代表团说,他们对波兰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并且也了解到中国方面的意见,所以改变了方针,准备承认波兰党新的领导。①随后,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代表团同波兰党政代表团在平等的气氛中举行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至此,波兰问题在中共中央的积极推动下,比较稳妥地得到解决。

  在紧张疲劳的状态下,毛泽东度过了这难得又十分重要的四十一个日日夜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几乎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一起床,就开始听汇报。每次都是四五个小时。地点在中南海颐年堂。周恩来除个别时候因事请假外,每次都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有时也来参加。他们时而插话,发表意见。各部事先把汇报写成书面材料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听口头汇报时,不断插话,提出问题,发表意见,进行评论。从毛泽东发表的意见和评论中,可以看出《论十大关系》形成的思想轨迹,可以看出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一些思考和见解。为了听汇报,毛泽东还不得不改变长期养成的夜间工作的习惯。

首先,高屋建瓴地指出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战略意义,全面客观地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决议》指出: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中苏两党全力解决波兰问题的时候,匈牙利事件爆发了。

  汇报从重工业部门开始。

其次,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毛泽东的错误,客观公正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要分析毛泽东所犯错误的性质,是什么性质的错误就讲什么错误,但都要做出恰如其分的分析。总的来看,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与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

  十月二十一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改组、哥穆尔卡担任中央第一书记的消息传到匈牙利,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内外纷纷要求效法波兰,走独立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人民群众对拉科西时代实行的错误政策严重不满。一些右翼团体也乘机活动,煽动对社会主义及其政党的不满。

  二月十四日,这是第一天,听主管重工业的国务院第三办公室汇报。

如何评价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功过决定中苏两国走向。  十月二十三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爆发了二十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各种反动分子、亲法西斯分子也混进队伍。示威游行者在右翼势力的煽动下,提出反政府口号,占领了电台和一些军事设施,冲击劳动人民党和政府的机构,后来又残酷杀害劳动人民党党员及政府官员,致使这场游行演变成反政府暴乱。

  毛泽东开始时说了一段话:我去年出去了一趟,跟地方同志谈话。他们流露不满,总觉得中央束缚了他们,地方同中央有些矛盾,若干事情不放手让他们管。他们是块块,你们是条条,你们无数条条往下达,而且规格不一。他们若干要求,你们也不批准,约束了他们。

  当天晚上,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纳吉进入中央政治局,并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在十月二十五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又选举卡达尔担任中央第一书记。

  在汇报到设计问题时,毛泽东讲了一段认识论。他说:设计是客观实际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反映不可能就是那么完全,因此就要在实践中修正。世界上没有圣人那种人,有贤人就了不起了。事先什么都知道得很清楚,特别是地下的情况,不可能嘛!

  就在二十三日晚上,正在同苏共领导人会谈的中共代表团得到匈牙利发生暴乱的消息,刘少奇立即打电话报告毛泽东。

  讲到技术问题,毛泽东主张把外国先进的东西先学来,就像小学生写仿一样。这和行政措施不一样,行政措施要看我们的具体情况,不能样样都学人家的,技术就非学不可。

  从二十四日到三十一日,毛泽东连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并与刘少奇保持直接的电话联系。

  关于降低生产资料利润问题,毛泽东认为这是件大事,影响到整个人民生活。降低利润,初看起来,国家财政收入似乎要减少一些,但是基本建设多了,生产也发展了,结果利润会更大。基本建设发展了,工人也增加了,消费性的、服务性的市场也扩大了。

  二十九日,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三人来到中共代表团住处,再次就波匈事件与中共代表团会商。谈话中间,毛泽东与刘少奇通了一次电话,要他跟苏方商量:苏联是不是可以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上、经济上放手,放开,让这些国家独立。刘少奇在向苏方转达上述意见的时候还说:“我听毛泽东同志讲过,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可以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在讲到本位主义问题时,毛泽东提出一个重要观点:解决制度问题比解决思想问题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质。他说:批评本位主义的文章要写,但光批评,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行,还要研究解决制度问题。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样是那些人,实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实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解决生产关系问题,要解决生产的诸种关系问题,也就是各种制度问题,不单是要解决一个所有制问题。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包工包酬制度,据说二流子也积极起来了,也没有思想问题了。人是服制度不服人的,你们说对不对?

  苏方开始并不接受这个意见,极力进行辩解,经过双方长时间的讨论,最后接受了这个意见。在双方会谈的基础上,苏联于十月三十日发表《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这个宣言采纳了中共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应该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意见,对于苏联在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上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中国政府立刻在十一月一日发表声明,支持苏联政府这个宣言。

  二月十五日,听了电力工业部等的汇报。听汇报中间,毛泽东着重谈了一长制问题。他说:你们为什么对一长制那么感兴趣?党委领导就不好?党委的集体领导无论如何不会妨害一长制。可以找两个厂子分别试一下看,一个是一长制,一个是党委集体领导制,看后者是不是就一定搞得那么坏。你们讲一长制这一段,依靠党的领导问题只有八个字。把党的领导问题同依靠群众、精通业务等问题并列,这种提法不妥。苏联有些东西就不能学,内政部可以不受党的领导,这样一个武器不要党的领导,那还得了!一个工厂几千人,很不容易搞好,没有党的领导,很容易形成一长独裁。任何情况下,党的集体领导这个原则不能废除,如果企业可以除外,那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就变成了有头有肚子没有脚。

  十月三十日,中共代表团从米高扬来自匈牙利的报告中了解到,匈牙利的形势继续恶化,纳吉政府已经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实行多党制,并把保安队和保安机关解散,人民民主专政的体制已经解体,暴乱分子烧死、绞死、活埋保安队人员和共产党人,全国处于无政府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匈牙利问题应当采取什么方针?中共代表团经过讨论后认为,一个是进攻的方针,即用苏联的军队把反革命压下去;一个是退让的方针,即苏联从匈牙利撤军。究竟采取哪个方针?刘少奇打电话请示毛泽东,说:“我们是不是把这两个意见都提出来同苏方商量?”毛泽东同意这样做,同时提出,暂时不忙作决定,看多少天以后再说。如果采取进攻政策,要等反革命更多地暴露、人民看清楚的时候,这样比较适当。中共代表团向苏方提出这些意见,并指出:在还可以挽救的时候,是不是尽最后的力量把它挽救一下,匈牙利问题同波兰问题性质不同,应该采取两种不同的方针。这时,苏共领导对匈牙利已经完全绝望,一致认为匈牙利政变已经完成,反革命已经取得政权,没有采纳中方的意见。

  二月十六日,听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根据前几次汇报的情况,毛泽东首先提出这样一个意见,就是写东西要发点议论,讲讲有些什么意见。他并且警告说,不发议论,究竟那个部长能做到几时?

  过了一天,苏共领导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三十一日晚,赫鲁晓夫等人到机场向中共代表团送行的时候,说苏共主席团已经决定,准备在匈牙利采取进攻的方针。②十一月四日,以卡达尔为总理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宣告成立。同日,应卡达尔的请求,苏军重新回到布达佩斯。布达佩斯和匈牙利全国各地的暴乱很快被平息下来,卡达尔政府重新稳定了国内局势。

  毛泽东再一次批评一长制。他说:家庭也不能搞一长制,没有商量是不行的。工厂总比家庭复杂些。工厂要有一定的纪律,按时、按量、按质完成任务。为达此目的,没有集体领导、个人负责是不行的。单有一个集体领导不行,还要有个人负责,又对立又统一才行。两者缺一不可。只统一没有个人负责不行,是集体领导基础上的个人负责制。单讲集体领导,不讲个人负责,或者单讲个人负责,不讲集体领导,都很危险。

  波匈事件过去了,但国际共运中出了这么大的波折,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深入思考。应当从中吸取些什么经验教训呢?他想得很多。

  毛泽东又讲到好大喜功的问题。他说:好大喜功好像是坏事,历来骂汉武帝好大喜功,可不名誉哩。木船变轮船,马车变汽车、火车,都是好大喜功,不加区别地说好大喜功都不好是不妥当的。

  十一月一日,刘少奇、邓小平一行回到北京,当天晚上,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他们的汇报。二日和四日,毛泽东两次召集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毛泽东说,在匈牙利,完全照过去的一套是不行的,而新的一套还要靠匈牙利的同志自己去摸索,我们也要支持他们。现在摆在世界各执政的共产党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把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结合的问题,这是个大问题。波匈事件应使我们更好地考虑中国的问题。苏共二十大有个好处,就是揭开盖子,解放思想,使人们不再认为苏联所做的一切都是绝对真理,不可改变,一定要照办。我们要自己开动脑筋,解决本国革命和建设的问题。

  关于学习苏联,毛泽东采取分析的态度。他说:要分两类。一类按中国的,一类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学。如土改,我们不学,不照它的。如财经方面有些建议,陈云不学。对资本家的政策,我们也不学它。技术问题横直一概照抄,比较好的,或者我们根本不知道的,学过来再说。

  毛泽东还说,我们四月间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道理现在看来还是对的。但是经过半年时间,特别是经过波匈事件,原来文章所谈的已经不够了,需要再写一篇。要根据波匈事件的教训好好总结一下社会主义究竟如何搞法。矛盾总是有的,如何处理这些矛盾,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③

  二月十七日,继续听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

  十一月十日至十五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全会,在原定讨论一九五七年经济计划和财政预算等议题外,还讨论了时局问题。刘少奇就时局问题作报告,详细叙述了中共代表团与苏共中央关于波兰、匈牙利问题商谈的经过和中共中央采取的方针,分析了波匈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及应当吸取的教训。

  毛泽东称赞国务院三办的汇报有议论有比较,有三年来的总结,讲了远景,讲了可能性。讲远景,又有高的低的作比较。总之,比较生动活泼。

  全会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作总结性讲话。在谈到波匈事件时,他进一步指出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造成的严重危害。他说:“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当二机部汇报说,到一九六二年国防材料全部由自己生产,毛泽东断然地说:全部自给,不仅一九六二年不可能,一九六七年也不可能。脑子太热不行。毛泽东还批评了只讲多快、不讲好省的片面性。他说:多快好省⑤必须全面,是在好省、在有充分根据的基础上多快。你们只讲多快,不讲好省,谁干?

  毛泽东认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④后来,他对匈牙利事件产生的原因,作了比较全面的归纳:“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业方针错误,工人减薪,资本家简单地被打倒,知识分子未被改造,反革命分子没有镇压。”⑤

  毛泽东自从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的时候起,就提出希望经济建设走上轨道的时间,比革命走上轨道的时间短一些。他说:我们搞革命,很长时间不上轨道。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一年整风以前,有二十年不上轨道。经过整风才上轨道。搞建设究竟要多少年才上轨道?应该缩短。一九五三年各部还没有方向。一九五二年就提出总路线,未公布。财经会议中心问题是总路线。经过一九五三、五四、五五几年,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尚未上轨道。中央这期间没有怎么管工业。去年由于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迅速发展,反过来推动了建设。搞建设,想缩短犯主观主义的时间。看样子三个五年计划可能加快,三个五年计划变成两个五年完成,甚至还要缩短,这是可能的。

  在八届二中全会期间,国际上又发生一个事件,引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关注。

  最后他说:目标是为八大做准备。五月中央全会⑥上提出工业问题才好,农业问题没有了,搞个高级社章程就行了,知识分子问题督促一下,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也不是基本问题。在这三个月中间,我们这些人就研究工业问题。

  十一月十一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铁托,在南斯拉夫西部海滨城市普拉发表演说。他提出,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根源,是有人把斯大林主义的倾向强加在他们头上。而斯大林错误的产生,“问题不仅仅是个人崇拜,问题是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在于官僚主义组织机构”等等。

  二月十九日、二十日,分别听建筑工业委员会和建筑工业部汇报。一上来,毛泽东问万里是什么地方人。万里答:山东人。又问:看过《水浒》和《金瓶梅》没有?答:没有看过。毛泽东说:《水浒》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汇报之前的这个插曲,使会场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了。

  十一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七日、二十九日和三十日,毛泽东在颐年堂连续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分析铁托的演说和一些共产党对它的评论。最后决定就目前东欧各国发生的问题写一篇文章。毛泽东提出,文章的题目可以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口号,叫做“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当刘秀峰谈到一些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例子和采取的措施时,毛泽东说,你这些都不写,只写骨头(指事先送给毛泽东的书面汇报。——引者注)。一个工人砌砖,从四百块提高到一千二百块,要把这些肉写上嘛。每讲一个问题,总要讲例证,讲措施,然后讲结果。要发议论,要有典型,要有前后的比较。

  毛泽东提议由胡乔木负责起草。两天以后,胡乔木拿出了文章初稿。十二月二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陈云、陆定一、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开会,讨论这篇初稿。毛泽东又提出,文章的题目可以考虑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四月间写的文章相衔接,表明我们的观点是一贯的,是四月间文章的续篇。他说,文章可以更富于理论色彩,但政论的形式不变。对文章的要点,毛泽东重新作了构思。⑥

  汇报结束后,薄一波对毛泽东说:几天来向主席汇报,解决了不少问题,但有些具体问题,各有不同看法,要求也不一致,希望主席把大家找在一起谈一次。毛泽东要薄一波把问题集中一下,答应一个月后一起讨论一下。

  从十二月十日起,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讨论和修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直到正式发表,共八易其稿。

  二月二十一日,听城市建设局汇报。万里问:北京远景规划是否摆大工业?人口发展到多少?毛泽东说:现在北京不摆大工业,不是永远不摆。按自然发展规律,按经济发展规律,北京会发展到一千万人,上海也是一千万人。将来世界不打仗了,和平了,会把天津、保定、北京连在一起。北京是个好地方,将来会摆许多工厂的。

  在讨论中间,他又讲了一些指导性和理论性的意见。

  二月二十二日,听取关于原子能工业的汇报。毛泽东对几天来的汇报比较满意,说就是这样汇报,七搞八搞总可以搞出些东西来。

  他反复谈到,上篇文章中,我们讲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矛盾,这篇文章中要分清两种性质的矛盾,一种是敌我性质的矛盾,一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上篇文章我们主要讲人民内部矛盾。现在在讲人民内部矛盾的同时,还要讲敌我矛盾。当前世界上帝国主义力量与社会主义力量之间的敌对矛盾是基本矛盾。从此出发,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反对帝国主义。这个基本立场在文章开头就要讲清楚,这样才能够贯通全局,既解决敌我矛盾,又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二月二十五日,听重工业部汇报。讲到发展速度问题,毛泽东说:我国建设能否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我看是可以赶上的,工业也可以超过。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穷,二曰白,一点负担没有。美国在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是很快的。要打破迷信,不管是中国的迷信,外国的迷信。我们的后代也要打破对我们的迷信。我国工业化,工业建设,完全应该比苏联少走弯路。我们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所束缚。我们可以超过它,理由有四:国际条件不同;国内条件不同;技术水平不同;中国人口多,农业发展快。同样,即使在技术发展方面,在现代技术发展方面,也可以超过苏联,有社会主义积极性,有群众路线,少搞官僚主义。我们有群众工作的传统,有群众路线,这是我们的好处。

  毛泽东指出,对斯大林这个人要作认真的分析,先说他正确的一面,不能抹杀;然后说他的错误,强调必须纠正;然后强调实事求是,不能否定一切。

  这时,周恩来插话:开始几年学他们是必要的。经过这两三年,我们也有些经验了,就应该总结总结。毛泽东接着说:加上他们揭盖子啦,我们开始有些把握,不要迷信咧。毛泽东所说的揭盖子,是指当时正在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批评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关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毛泽东说,在上篇文章中,我们讲存在这种矛盾。现在要讲这个矛盾不仅存在,如果处理不好,还可能由非对抗性矛盾发展成为对抗性的矛盾。苏波关系和匈牙利事件都说明了这一点。⑦

  周恩来讲到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毛泽东很赞成,说:不论美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派去。周恩来说:把各国经验都学过来,要有这个气魄。

  《再论》发表两天前,十二月二十七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康生、张闻天、王稼祥、陆定一、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在颐年堂开会,对文章作最后一次讨论修改。吴冷西回忆说:会后,“胡乔木、田家英和我三个人就在毛主席住所后面的居仁堂(八大后中央书记处办公的地方)修改。我们修改完一部分,就由田家英给毛主席送去一部分。毛主席也看一部分改一部分。这样流水作业,一直到第二天十二月二十八日清早,我们把最后一部分修改完,三个人一起到毛主席卧室去。毛主席看完后决定当天晚上(二十八日)广播,二十九日在《人民日报》见报”。⑧

  二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先后听取石油工业部和地质部汇报。毛泽东称赞这两次汇报,认为收获很大。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通称《一论》)一样,注明“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这是苏共二十大以来,中共中央就斯大林问题发表的又一篇历史性文献。围绕半年多以来国际上发生的许多重要事件,尤其是波匈事件和以铁托演说为集中代表的国际共运内部出现的对斯大林问题的不同评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斯大林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许多重大问题,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和认识。这篇文章与前一篇文章相比较,涉及的问题更为宽广,对许多问题的论述更加展开,强调的侧重点也有所变化。

  二月二十八日,听电力工业部汇报。当听到一九五五年发电量为九十八亿度时,毛泽东感慨地说:就这么一点,怎么不受人家欺负呢?汇报说,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我国的年发电量要五十年才能赶上美国。毛泽东用肯定的口气说:就在这个世纪赶上它,并且超过它。

  《再论》长达两万字,在篇幅上比《一论》多出了一倍。前面一个引言,末尾一个结束语。全文共四个部分,分别论述了由斯大林问题引发的四个重大原则问题:关于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道路的估计;关于斯大林的功过的估计;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修正主义;关于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

  二月二十九日,听煤炭工业部汇报。毛泽东称赞煤炭工业部的报告有材料有议论,大有进步。汇报结束时,薄一波说:我们汇报了十三天十四次,第一轮完了,主席有什么指示?毛泽东说:刚开始接触问题,文字上略有挑剔,根本上赞成,没有任何意见。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文章一开头,就提出关于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问题,作为全篇立论的根据。

  重工业部门的汇报完了。三月一日起,轻工业部门汇报。听了十几天的汇报,毛泽东对经济建设问题已经开始形成一些想法,提出一些带战略性的问题。

  在《一论》里,只是一般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那时,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问题刚刚出现,其严重后果还没有更多地显现出来,社会主义阵营及东欧一些国家内部存在的尖锐复杂的矛盾也没有充分暴露。《一论》的重点,是要引导人们了解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矛盾这一客观事实,破除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矛盾这种理想化的迷信。这个目的是达到了,而且被后来的波匈事件所证实。

  三月一日,听国务院主管轻工业部门的第四办公室和纺织工业部汇报。讲到发挥现有企业生产潜力问题时,毛泽东提出:技术改造这个问题重要,这方面的潜力很大。此前,二月十七日听汇报时他就提出:“技术改革是很大的改革,带革命性的。”

  形势的发展,推动了理论的发展。《再论》引言中,有一大段经过毛泽东多次修改的文字,集中表达了他在国内外出现一些新情况下,对整个世界范围内矛盾问题的理论思考:

  在谈到对上海、天津等工业基地的利用问题时,毛泽东十分明确地指出:“限制发展是错误的,不能限制发展,应该是充分利用或充分合理利用。”他一再强调:“沿海地区要充分合理利用,不能限制。”与此相联系的,关于上海、天津企业是否内迁问题,毛泽东说:上海、天津的企业一般不内迁,个别有条件的,经济合算的,可以内迁。

  “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

  在汇报划分中央和地方企业隶属关系时,毛泽东说:是不是中央部门想多管一点?要注意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划分的主要根据是供销范围。

  又说:

  “新建一个八万纱锭的纺织厂,生产一年就可以收回投资。”——汇报中的这个材料,给毛泽东很大启发。他肯定地说:“轻工业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很重要,能多搞尽量多搞些。”

  “当然,实际生活的情况是复杂的。有时为了对付主要的共同的敌人,利害根本冲突的阶级也可以联合起来。反之,在特定情况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转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后,这种矛盾也就完全变质,不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而成为敌我矛盾的一部分了。这种现象,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总之,一个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之间的矛盾等量齐观,或者相互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

  三月二日,听地方工业部汇报。毛泽东先讲了一段怎样作汇报,怎样写文件的问题。他说:有什么办法使人听了不致忘记?照这样汇报,听过去就忘记了。讲存在的问题,要举事例,把人指出来,不举事例等于无用,别人不好懂。文件重要的是要使人懂,为了使人懂,长一点也不要紧。文字方面不是要反对标语口号吗?就是要有具体形象,有人物。没有具体形象,作品就没有生命。半个月来汇报都存在这个问题,这是使我强迫受训,比坐牢还厉害。坐牢脑子还自由,现在脑子也不自由,受你们指挥。只有观念形态,没有物质,要脱离实际。你们这些条条,一定是从许多具体问题的材料中得出来的,应把具体问题写清楚。

  《再论》用上述观点,纵观国际共运的整个历史,尤其是一九五六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力求从中总结出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而不拘泥于对具体问题和具体事件进行就事论事的讨论。它以高屋建瓴的气势,理论性和政论性兼有的特色,展现在读者面前。

  从地方工业部的汇报中,引起毛泽东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问题。他说:苏联有一个时期很集中,也有好处,但缺点是使地方积极性减少了。我们现在要注意这个问题。地方政权那么多,不要使他们感到无事可做。这表明,毛泽东关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思想,已经萌生。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发表,再一次从理论上解答了人们因国际共运出现的挫折和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而产生的种种疑虑和困惑。它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样,在国际国内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篇文章是中共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在其中起着指导性和决定性的作用。从一九五六年二月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到波匈事件和铁托发表普拉演说,这一连串的事件,深深地触动了毛泽东,促使他深入思考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问题,并引发他对中国国内问题的深入思考。他主持撰写的“两论”,既是他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的理论成果,又是他对这些问题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准备。

  关于沿海地区问题,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要采取积极合理发展的方针。有的可以内迁,不能内迁的应该积极合理利用,不要加以限制。有的同志,好像战争就要来的样子,准备着架子等待战争,因此要限制沿海。这样不妥。轻工业百分之七十在沿海,不积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提高生产?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以后,毛泽东把主要注意力从国际转到国内。

  三月三日,听轻工业部汇报。汇报到烟叶质量下降时,毛泽东批评说:“你们心气平和,程朱哲学,没有气,没有长角,不敢斗争。农产品质量下降,要向农业部斗争。农业部要设技术作物局。”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国内经济出现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紧张的情况,一些社会矛盾也表现得比较突出,有些地方甚至发生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事件。在半年内,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⑨从一九五六年十月起,广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西、山西、河北、辽宁等省,还发生了部分农民要求退社的情况。⑩对政府批评的意见,对现实不满的言论,也多起来了。总之,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人们刚刚还在欢庆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伟大胜利、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怎么会出现这么多问题呢?这是许多人始料所不及的。

  这次汇报,也谈到了沿海地区工业的利用问题和多发展轻工业积累资金的问题。毛泽东说:“鞍钢、石景山钢铁厂、上海造船厂等沿海的重工业都利用,轻工业为什么不利用?要积极合理利用。”他不赞成汇报中关于上海地区不作大的发展的意见,说:“还值得考虑。沿海都要利用。上海赚钱,内地建厂,这有什么不好?这同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毛泽东又说:“多搞些轻工业,就是多搞重工业。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尽量搞。投资一元,回来四元、三元,为什么不搞?”

  对这类事件怎么处理,全党既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经验。一些干部习惯于按照革命时期的经验办事,用类似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处理罢工、罢课事件,造成了矛盾激化。这种情况,引起毛泽东的严重注意。

  讲到培养干部问题时,毛泽东说:“你们搞得落后了,学校搞得太少了,要开几个学院。这是大问题。要开展科学研究,搞些技术人员自己干。”

  ①根据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0日。

  轻工业部门的汇报,这一天结束了。

  ②以上根据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0日。

  三月四日,听手工业管理局汇报,毛泽东没有发表多少意见。

  ③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59页。

  三月六日、八日、九日,先后听取国务院主管交通、邮电部门的第六办公室、交通部、邮电部、民航局的汇报。

  ④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5日。

  毛泽东听得很仔细,不时地询问一些具体情况,比如:建国后新修建的几条铁路都是哪一年修建的?修一公里新线造价是多少?固定资产包括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各类运输营业人员是做什么工作?等等。

  ⑤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结束语提纲,手稿,1957年3月1日。

  当汇报到铁路基本建设自从一九五三年批判冒进以后,又产生了右倾情绪的时候,引起了毛泽东对历史的回忆。他说:一九五三年反对急躁冒进,中央提出反对主观主义,同时还提出反对分散主义。反分散主义有好处无坏处,反主观主义的好处是深入地研究了各部门的工作。过去革命经过多少年,到延安之后才找到既不是陈独秀的右倾也不是后来的“左”倾,而是不“左”不右之倾,那是花了很大代价才找到的。在延安我们还找到对党外关系的正确态度,既不是只有团结,也不是只有斗争。对于党内的关系也不再是“无情的残酷的斗争”。这是讲从前的反主观主义。我们想,搞建设,犯主观主义的时间是否会短一些。

  ⑥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68、69页。

  毛泽东听了交通运输基本情况的汇报后说:我国海船吨位只占世界总吨位不到百分之零点三,这表现我国太穷。我国地势比较完整,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高山,统一起来,帝国主义不容易进来,发展航运有重大意义。他说:交通运输一定要与工农业发展相适应。要多修公路。发展地方工业和修公路,多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⑦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72-74、77、78页。

  在讲到进一步改造合营航运公司时,毛泽东说:对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列宁想干而不能干,那时对资本家无利益。中国资本家的特点之一是许多人有经营管理知识。资本家有能力的骨干应放在领导地位。

  ⑧同上书,第80-82页。

  讲到肃反,毛泽东认为交通系统的肃反数字太多了,叮嘱说:不要太多,要清除真正的反革命,不要搞错。⑦

  ⑨《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1957年3月25日。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154页。

  三月十五日到十八日,听取农业林业水利部门的汇报,包括农业部、水利部、林业部、气象局。

  ⑩中央农村工作部简报《关于退社和大社问题》,1956年12月6日。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655页。

  三月十九日到四月十一日,听取财贸金融部门的汇报,包括主管财贸工作的李先念、商业部、对外贸易部、合作总社、粮食部、采购部、财政部、人民银行。

  面对新时期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怎么办?需要有新的方针、新的方法、新的理论。这是摆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面前的新课题。

  从三月十五日到四月十一日,这十几次汇报的情况,没有档案可查。毛泽东谈了些什么,没有留下记录。在这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同时做着另一件重要而紧迫的工作。他在研究和思考由苏共二十大特别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发出来的涉及国际共运的重大问题,并且要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他多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并主持起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听各部门的汇报,只能时断时续,但他终究坚持听完了最后一个汇报。

  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出现的这些新问题,毛泽东运用矛盾学说来作出解释。他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他把工人罢工、学生罢课这一类问题产生的根源,归结为官僚主义。他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三十四个部门的汇报结束了,整整用了三十五天。为了增加工业建设方面的感性知识,结合听汇报,从四月十二日到十七日,毛泽东又连续六天参观了机械工业展览。这个展览设在中南海瀛台。展览的规模不算小,几乎占满了瀛台几个院落的所有平房。展室是古老而陈旧的,但展品则是现代的,代表当时中国一流水平的。内容很充实,使人开眼界,长知识。毛泽东每天下午来到瀛台参观,少则一两个小时,多则三个来小时,看得十分认真。有时不满足于讲解员的解说,找来一些有关的图书和材料进一步钻研。

  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郑重宣布:“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这是他很长时间以来一直特别关心的三个问题。他强调,整风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①

  从四月十八日起,新的一轮汇报又开始了,是李富春向毛泽东汇报第二个五年计划。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参加。二十四日结束,共六天。实际上,这是毛泽东向三十四个部门作系统调查的延续。前一阶段是专业性的,这一阶段是综合性的,先分析、后综合。每次汇报,毛泽东都有插话。他的认识在深化,在发展,进行归纳和理论概括的工作。《论十大关系》的完整思想已呼之欲出了。

  毛泽东敏锐地捕捉到时代变化的脉搏,萌发了一些解决社会矛盾的新想法。

  第一天,四月十八日,毛泽东听汇报时,再次强调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必要性。他说:许多新产品都是出在沿海工厂,可见沿海工业作用很大,应充分利用。沿海老厂加以适当扩建,投资少,见效快。他认为现在的危险是基建投资太多了,非生产性的建设也多了,农民负担不起,势必妨碍个人的利益。又说: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轻工业投资的比重稍有增加是好的。总之,要向苏联学,但也不能完全照搬。

  这年十一月五日至十六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召开一届二中全会。这是在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民主建国会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民主建国会的成员,有相当一部分是原先的民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他们中间产生了一种想法,认为现在不应当再提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因为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两面性中的消极一面已不存在,或基本不存在了。另外,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和地位,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等问题上,也有一些不同的认识。在民建中央全会上,展开了充分的讨论,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最后在思想上取得一致。

  四月十九日,毛泽东把思考中的问题归纳出三个关系。他是这样说的:“三个关系必须很好地解决,即:沿海与内地的关系,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真想建设内地,就必须充分利用沿海;真想建设重工业,就必须建设轻工业;真想搞好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就必须搞好个人所得。”

  毛泽东得知这个情况后,十分高兴。十二月四日,他在给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的复信中,欣喜地说:“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接着,他谈了对当前社会矛盾的基本看法:“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改造并没有消除所有的社会矛盾,有的矛盾解决了,有的矛盾仍然存在,还有新的矛盾会产生。但是矛盾的状况,包括性质和表现形式已发生变化。

  他警告说:现在的危险是忽视个人利益,基本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太多。应该使百分之九十的社员个人收入每年增加。如果不注意个人收入问题,就可能犯大错误。搞命令主义和减少农村副业也是错误的。

  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怎么解决?他说:“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

  就在这次听汇报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两个万岁”的口号。他说:“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他们可以看着我们,这也是一种民主。共产党有两怕,一怕老百姓,二怕民主人士。”“怕”,是毛泽东的一个形象的说法,即接受监督的意思。这个思想后来被概括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在信中,他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社会矛盾状况作了初步的分析:“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间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②

  四月二十日,毛泽东批评了一种不正确的思想:“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是不可能的。”他说:当奴隶当惯了,总是有点奴隶气,好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叫他坐,他说站惯了。

  这封信表明,毛泽东在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中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现象方面,已经形成了若干重要的判断。要把这些判断上升为系统的理论,还需要一个过程,还需要有更多的实践经验。

  这一天,毛泽东进一步把问题归纳为五个关系。他说:“除了轻工业与重工业、沿海与内地、个人与集体、地方与中央几个关系,还有经济与国防的关系。”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这是一次重要会议,有人习惯地把它称作“一月会议”。毛泽东在第一天的会议上宣布,这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有三个:思想动向问题,农村问题,经济问题。在诸多问题中间,毛泽东最看重的是思想动向,在这一天的讲话里,主要就是讲这个事情。

  他还说:提出又多又快之后,可能产生盲目性,如在杭州开会时,有些省要种的红薯太多。工业也可能有这种情况。过去我们要他们提高,现在又要他们压缩。说到这里,刘少奇插了一句话:“应该压缩的就压缩。”

  他说:“思想动向问题,我们应当抓住。这里当作第一个问题提出来。现在,党内的思想动向,社会上的思想动向,出现了很值得注意的问题。”他列举了这样一些思想情况:有些干部争名夺利,唯利是图,比阔气,比级别,比地位;是合作社好还是个体经济好,这个问题也重新提出来了;在好些地方的学校里发生学生闹事,有的地方公开提出要来一个“匈牙利”;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说共产党领导不了他,社会主义不好,等等。

  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说:农业机械化实行一部分之后,要看看情况,再考虑发展程度。

  谈到这些思想动向,毛泽东很自然地联系到苏共二十大以来国际上发生的几次大风潮。他说:“台风一刮,动摇分子挡不住,就要摇摆,这是规律。我劝大家注意这个问题。”“台风年年都有,国内国际的思想台风、政治台风也是年年都有。这是一种社会的自然现象。”

  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指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工业投资中,轻工业投资的比重,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略有增加,这就是与苏联不同之处,将来历史会判断谁正确些。

  针对上面的情况,毛泽东提出:(一)要准备少数人闹事,搞所谓的大民主。对待大民主的态度应当是,第一不怕,第二要加以分析,看他讲什么,做什么。(二)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要继续思想改造。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不敢去改造知识分子了。(三)百花齐放,还是要放。农民需要年年跟田里的杂草作斗争,我们党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教授,也需要年年跟思想领域的杂草作斗争。

  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又进一步归纳出“六大矛盾”,也就是六个关系,即:一、轻工业与重工业;二、沿海与内地;三、国防、行政与经济、文化;四、个人与集体;五、地方与中央;六、少数民族与汉族。他说:“这几个矛盾如果调整得好,工作就会搞得更好些,犯错误也犯在这些矛盾上。如斯大林就在第四个矛盾上犯了错误,东欧兄弟国家在第一个矛盾上犯了错误。⑧”毛泽东不久又增加提出四个关系,成为十大关系。

  面对一年来国内外出现的问题,毛泽东不无感慨地说: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现在还是多事之秋,各种思想还要继续暴露出来,希望同志们注意。③

  至此,这次调查全部结束。这是毛泽东在建国后乃至在他一生中所作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周密而系统的经济工作调查。

  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再次讲话,共讲了七点:要足够地估计成绩;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国际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闹事问题;法制问题;农业问题。这些都是针对会上的议论和党内外出现的一些思想情况而讲的,是对会议的一个总结。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⑨

  除了第三点国际问题外,其余六个问题,都成为后来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内容。可以说,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为《正处》思想的形成作了重要准备。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是他历时一个多月的调查成果。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从四月二十五日开到二十八日。出席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还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农业生产合作社等问题。谁也没有料到毛泽东要在这次会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他讲了以后,会议便集中讨论这篇讲话。

  自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以后,党内就有一种不理解甚至是抵触的情绪,在知识分子中也还有不少顾虑。

  《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一个初步的然而又是比较系统的思路。过了几年之后,毛泽东在总结建国后历史经验时,仍然把它看作是一个转折。他在一篇短文中写道:“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⑩

  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四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对他们认为是违反党的文艺政策的倾向,发表了批评意见。毛泽东后来多次批评这篇文章,说文章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思想方法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片面性的。

  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月20日。

  对王蒙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围攻和陈其通等人上述文章的发表,使一些知识分子感到党的“双百”方针的贯彻,还处于一种好似乍暖还寒的早春天气的状况。稍后《人民日报》在三月二十四日刊登了费孝通的文章,题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正是当时知识分子的这种心态的反映。费孝通从自己的切身感受,回顾了广大知识分子是怎样在“双百”方针的感召下,从原先的“笑渐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转变为“春到人间,老树也竟然茁出了新枝”的。但他认为,当前贯彻“双百”方针的状况,可以用“草色遥看近却无”来形容,反映出一种忧虑的心情。

  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页。

  毛泽东当时所要做的,主要是批评在“双百”方针问题上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倾向,以适应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需要。

  ③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482页。

  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和青年团的负责人开会,谈文艺思想问题,共二十八人参加,其中有几位党外人士。周恩来、邓小平等也参加了。毛泽东想把近来思索的一些问题,先在小范围里讲一讲,吹吹风,看看反映,然后再到大会上去讲。这是他一贯的做法。

  ④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

  毛泽东讲话一开头就说:王蒙最近写了一篇《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篇小说有缺点,需要帮助他。对待起义将领也要帮助,为什么对青年人不采取帮助的态度呢?王蒙写正面人物无力,写反面人物比较生动,原因是生活不丰富,也有观点的原因。有些同志批评王蒙,说他写得不真实,中央附近不该有官僚主义。我认为这个观点不对。我要反过来问,为什么中央附近就不会产生官僚主义呢?中央内部也产生坏人嘛!并且说:用教条主义来批评人家的文章,是没有力量的。

  ⑤多快好省的口号,是毛泽东1956年1月20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讲话中提出来的。他说:“我们要把社会主义事业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

  毛泽东当时之所以抓住陈其通等四人发表的文章和一些人对王蒙小说的批评这样两件事,着重加以分析,是因为这两件事具有典型意义,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它们反映出“我们对人民中的错误采取如何处理的方针,有大量的人是没有弄清楚的”。④这个问题,正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的条件下,毛泽东想要着力研究解决的一个课题。

  ⑥指中共七届七中全会。这次全会是在1956年8、9月间召开的。

  毛泽东反复强调“双百”方针,因为他认为:属于精神世界的问题,属于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只能用说理的方法和争鸣的方法来解决,决不能用压制的办法来解决。他说:列宁是怎么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是以大量的材料充分说理。

  ⑦以上均引自毛泽东听取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56年2月14日至3月8日。

  他提出批判胡适的问题,说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煞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对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能抹煞。又说:对思想上有严重错误的人,有敌对思想的人,也要团结他们,改造他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贯彻“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以便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应该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笔下也是如此。

  ⑧以上均引自毛泽东在听取李富春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56年4月18日至24日。

  他说:片面的打,不能锻炼出真正好的文学艺术。只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这种观念是不对的。香花是从和毒草作斗争中出来的。香花与毒草齐放,“落霞与孤鹜齐飞”。斯大林的教条主义不是两点论,而是一点论,我们的同志看事物应该是两点论。同时,一点里面又有两点。

  ⑨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10页。

  他又说:我们要充分收集材料,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要有准备才有说服力。有这么多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我们要靠少数人教育多数人。开除很简单,但这绝不是好办法。应该懂得坏分子里面也有两重性。一是不好,一是可以当“教员”。一些事物都有它的产生、发展和灭亡,都有始有终。如果马列主义叫永恒的真理,就不叫马列主义。马克思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列宁也看得不久。苏联有成绩,也有问题。社会主义的时间不长,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许多问题要创造,要发展。不要怕交锋,真理是越斗越明。我们的同志应该记住,我们要警惕采用简单化。⑤

  ⑩毛泽东:《十年总结》,1960年6月18日。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主题就是一个,如何在思想领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开展积极健康的学术争鸣和思想交锋,在争鸣和交锋中坚持马列主义、发展马列主义,在争鸣和交锋中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

  毛泽东在听取三十四个经济部门汇报时,正当苏共召开二十大。苏共二十大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暴露了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中间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这些,对正在思考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毛泽东来说,无疑十分重要。正如他所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①“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之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②

  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思考,在总结一年来国际国内发生的重要事件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逐渐成熟。在他看来,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指导全局工作,解决国内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等领域的一切问题的总方针。他要在全党,在全社会进行广泛宣传,造成舆论,使广大干部和群众(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外人士)都能懂得,都能接受和掌握它。毛泽东选择了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的方式,正式发表他的意见,宣传他的主张。这是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到三月一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的规模是空前的,出席会议的各方面人士共有一千八百多人。

  可以说,“以苏为鉴”,根据中国情况走自己的路,是贯穿《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

  毛泽东在二十七日下午的会上,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为题发表讲话,从下午三时讲到将近七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除了刘少奇外出考察外,都出席了这次会议。

  《论十大关系》重点讨论经济问题,同时也包括同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毛泽东把这些问题,概括成十大关系,即: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这十大关系不是平列的,而又有重点。“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③

  毛泽东发表这样重要的讲话历来是非常慎重的,事前都要在小范围内先通通气,透透风,然后逐步扩大范围,使人们在思想上有所准备。

  一九五六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国内国外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国际上,整个形势趋向缓和,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比如说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战争打不起来。在国内,三大改造接近基本完成,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将不再存在,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正在向着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转变。适应这种新的变化,《论十大关系》不论在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都提出一些新的方针。

  这以前,二十六日下午,毛泽东先在第十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就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和解决问题、敌我矛盾与是非问题讲了一次,参加会议的有三十七人。从一月会议到第十次最高国务会议,经过规模不等、成员各异的三次会议之后,毛泽东才在一千多人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发表讲话。

  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在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强调更多地发展轻工业和农业。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上,在合理安排工业布局的前提下,强调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上,强调首先要加强经济建设。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上,强调三个方面必须兼顾,特别要照顾农民的利益,还要给工厂一定的权力,一定的独立性。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强调给地方更多的权力和独立性,发扬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地方民族主义要反对,但重点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在党和非党的关系上,强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上,肯定还有反革命,但强调已经大为减少,社会镇反要少抓少杀。在是非关系上,讲党内是非一定要分清,但强调要好意地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上,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强调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也要学习。

  毛泽东在会前写了一个讲话提纲,题目是“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共十二个问题:(一)两类矛盾:敌我阶级之间,人民内部之间;(二)肃反;(三)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四)资本主义改造;(五)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六)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七)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九)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十)闹事,出乱子,都不好吗?(十一)少数民族与大汉族民族问题,西藏问题;(十二)中国可能在三、四个五年计划内,初步地改变面貌。⑥后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的时候,也就是这十二个问题,只是把第六、第十一两个问题的次序对调了一下。

  综合起来说,这就是:“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④这就是《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方针,这就是毛泽东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基本上是照这个提纲展开的。

  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在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同时,提出要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指导方针。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两类矛盾。他指出:敌我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是两个问题。但今天重点要谈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现在我们所碰到的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问题很多,占我们很多的时间。这两类问题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专政就是对付敌我之间的,解决敌我之间的这个矛盾的,就是压服敌人。只要不是敌人,那末就是人民,在这个范围之内就不是专政的问题,不是谁向谁专政的问题。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因为这些人有言论自由,有集会自由,有结社自由,有游行示威自由。所有这些是宪法上写了的,这是民主的问题。民主是有领导的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不是人民的要求。

  “双百”方针的提出,酝酿已久。一九五0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召开的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上,发生了京剧和地方戏以哪个为主的争论。一九五一年四月,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毛泽东题词祝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同年五月五日,政务院发出《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根据“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提出:“中国戏曲种类极为丰富,应普遍地加以采用、改造与发展,鼓励各种戏曲形式的自由竞赛,促成戏曲艺术的‘百花齐放’。”戏曲界这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他说: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出来,有些人很高兴,来一下大民主嘛!他们所谓的大民主,几十万人到街上去了。他们似乎高兴这个事情。有一些同志,有一些党外朋友,他们搞不清楚大民主是对付敌对阶级的。另外有少数人是带有敌对情绪的,他们希望用大民主把人民政府整那么一下,学匈牙利那样把共产党整一下,就开心了。有些人不懂得世界上的具体情况,以为欧洲的民主自由很好,喜欢议会民主,说人民代表大会跟西方议会民主比要差,主张两党制,这一党在上,那一党在下,然后反过来。还要有两个通讯社,唱对台戏。有人提出早一点取消专政。有人说民主是目的。我们跟他们说,民主是手段,也可以说又是目的又是手段。民主是属于哪个范围呢?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上层建筑归根结底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改善人民生活是它的目的。有人说外国的自由很好,我们这里自由很少。我说,没有抽象的自由,只有阶级的自由,具体的自由,抽象的、一般的自由,世界上就没有那个东西。

  一九五三年八月五日,中共中央批准设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中国语文教学研究三个委员会。负责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工作的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工作方针,毛泽东讲了四个字:“百家争鸣”。它的直接对象是对史学研究而言。这里有一个背景。中国两位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郭沫若和范文澜,对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问题,主张不同。范主张中国封建社会始自西周。郭则主张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标志是在春秋战国时代。两种主张都各有赞成者,争论很大。毛泽东对这个问题非常关注。⑥怎样解决这样的问题,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方针。这就是“百家争鸣”为什么是从历史问题上而不是从别的方面首先提出的原因。⑥

  在两类矛盾里,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应该放在哪一类?他说:这个问题《再论》没有提到。但是大家知道,民族资产阶级是不放在第一类的,不放在敌我矛盾那一类的,是放在人民内部矛盾这一类的。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民族资产阶级愿意接受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愿意走向社会主义。因为这样的理由,民族资产阶级跟帝国主义不同,跟封建主义不同。工人阶级跟民族资产阶级是对抗性的两个阶级,但是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争取、团结、帮助、教育这样的方针,势必会走向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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