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兵临华沙城下中国对苏联说“不”

  的不成个样子了嘛!”这一下子我们可就哄嚷起来了,高声说: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赫鲁晓夫的态度发生转变,其内因在于综合分析波兰八中全会之后,波兰并没有出现闹事情况,而他“返回莫斯科后,听到了中国的‘不’字,这有助于举棋不定的赫鲁晓夫在干涉和退让之间做出正确的选择。可以说,中国的态度成为影响苏共决策的重要的国际因素之一、重要的外因之一。”刘彦顺强调,对于中国说“不”的作用,不能片面地从10月20日或10月21日的“一时一事”来看,而应从十月事件一个多月的事态发展进程来分析,“中国声音起到了持续性的积极作用!”

  毛泽东接着问到意大利社会各阶级的状况。他说:“进行这方面的调查很有趣。”

  ⑨同上。

“波兰十月事件的性质是什么?是波兰反苏、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翻天,还是反对苏联奉行大国沙文主义?对此,在中国驻波兰工作人员中产生了分歧。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将两种截然对立的看法如实上报了中央,并说明使馆党委的倾向性意见”。刘彦顺告诉记者。

  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乘专机回到北京。

  ⑧《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1967年12月版,第18-21页。

十月事件的危急关头,毛泽东在北京召见了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苏方表明中国坚决反对苏联武装干涉波兰的立场。

  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结束的那一天,十一月十六日,召开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六十四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出席了会议。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次空前盛会。

  三月一日至四日在《人民日报》上连载的《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作为第六篇答辩文章。

中国说“不”的作用

  他又说:“有些同志因为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犯了一些错误,对苏联同志的印象就不大好。我看这恐怕不妥。这些错误现在没有害处了。从前是有害处的,但现在它的性质转变了,转变得有益于我们了。它使我们引以为戒。”“各国共产党过去相互关系中间有些不愉快的事,不仅别的国家有,中国也有,但是我建议我们要看大局。”

  十月十四日夜,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将苏共中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上述决定通知中共中央。十月十六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向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发出贺电。毛泽东在住处连续召开会议,研究局势,商量对策,决定借苏联十月革命节的机会,派周恩来率领高规格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去苏联访问。

10月24日,刘彦顺刚走进华沙外交学院教室,波兰同学尤莱克欣喜若狂地呼唤着他的名字,直奔过来握住他的双手说,“谢谢中国!毛泽东支持我们!中国共产党和我们在一起!”“后来我才知道,是毛主席说的‘不’字传到了波兰,打动了波兰人的心。”赫鲁晓夫也就在这天,打电话吿诉哥穆尔卡,已下令苏军返回军营,结束了从10月18日开始苏军兵临华沙城下的武力施压状态。

  毛泽东对尤金说:有反党集团,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既然不愉快,是否就不提他们的名字了,只提反党集团。不提名字,一般干部和群众容易接受。就我们党内来说,许多同志不了解:这样一个老党员(指莫洛托夫。——引者注),几十年一直为革命斗争,怎么会反党?毛泽东这样提,是委婉地表示不同意见的一种说法。

  他在传达中还说:“以后的斗争怎么样,要研究。现在看,今后的斗争更加展开了。这就需要一系列的东西,也要有适当的刊物。写文章的问题,每个问题写一篇,要适合于外国人看。如什么叫冒险主义,现在必须回答。还有纸老虎问题,赫鲁晓夫和陶里亚蒂都攻,主席说,可以就写‘驳陶里亚蒂’。最近要组织一两篇文章,同时要把陶里亚蒂攻击我们的言论摘登出来。”⑥

刘彦顺,1933年12月生于黑龙江省穆棱县。1953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54年10月奉派留学于波兰外交学院外交领事系。1958年进入外交部,在我国驻波兰革但斯克总领事馆、驻波兰大使馆研究室工作。1965年在外交部苏欧司任职。1969年重返波兰,在驻波兰大使馆先后任随员、三秘、二秘,从事调研并兼管新闻工作。1975年在外交部苏欧司任二秘、一秘。1983年再次赴波,在驻波兰大使馆任一秘,1984年任政务参赞。1987年在外交部苏欧司、欧亚司任参赞。1992年4月至1995年10月,任我国驻波兰共和国大使。

  关于国际形势,哥穆尔卡认为宣言草案的一些措词,可能会刺激美国等西方大国,使国际形势更加尖锐化。毛泽东说: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方面互相都怕,但总的来说,他们怕我们怕得多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些时候美国占上风,有时又是势均力敌,现在是我们占上风,是东风压倒西风。

  十一月二十一日零时,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郑重宣布:(一)从本声明发表之次日,即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二)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三)为了保证中印边境地区人民的正常往来,防止破坏分子的活动和维护边境的秩序,中国将在实际控制线本侧的若干地点设立检查站,在每一个检查站配备一定数量的民警。还宣布:如果印军继续进攻,重新推进到实际控制线或越过实际控制线,中国保留进行自卫还击的权利,由此产生的后果由印度政府承担责任。④

“1992年我重返波兰工作,波兰社会制度已发生根本性变化。但我接触过的许多政界要人,一谈起中波关系,都会不约而同提起‘波兰十月事件’。”其中有参众两院领导人,有总统府部长,有华沙省市地方长官等。尽管他们属于不同党派,对内政外交持不同观点,但对中国在“十月事件”中给予波兰的支持,都赞不绝口。“毫不夸张地说,在中波关系史上,1956年10月是闪光的十月,从未因时间的流逝而褪色。”1956年10月的波兰华沙事件对刘彦顺来说,仿佛历历如昨。

  从六日开始,中苏双方就宣言交换意见,最后基本上采用了中方的草案。十日,双方达成对全部草案的共同意见,作为苏中两党共同提出的草案,于十一日印发各代表团征求意见。十三日,中国代表团研究各党的意见,着重研究了波兰方面提出的意见。然后,中方会同苏方讨论修改后的稿子。关于这天讨论文件的情况,杨尚昆日记有一段记述:“五时,小平、伯达、乔木、我去苏共中央大楼会商,苏方出席的以苏斯洛夫为首,其余人员与十日会议相同。大家态度都很认真,每页每页地讨论。到九时左右,主席来电话,要我与伯达回去。”“与主席谈话后,再返会场,开到十时,因有些问题需与主席商量,我方提出休会一小时,经苏方同意后,我们大家返回。”“十一时再到会场,开到十二时半才散。”“回来后向主席汇报。”①(①《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92页。)这时,离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开幕只有十多个小时了。

  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批示陈伯达:“请再打清样,送给我看。”①

现任中波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外交史学会理事,前外交官联谊会第二届理事会常务理事。

  风。”听了这样振奋人心的语句,怎能让人不尽力欢呼和使劲鼓掌呢?

  这个复信,可以看作是对苏共中央公开信九篇评论文章的继续,借着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这个话题,着重批驳苏共领导人惯于对兄弟党发号施令、指手划脚的老子党作风,揭穿赫鲁晓夫等人以兄弟党国际会议作为“指挥棒”,让兄弟党服从于自己,把自己党的纲领强加于人的大国沙文主义作风。这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各兄弟党之间确立正常的平等协商的关系,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纵观整个论战前后的情况,毋庸讳言,在激烈的争辩中,中国共产党自身也在某种程度上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以自己的观点划线、把自己的某些观点强加于人的倾向。

刘彦顺简历

  站在扩音机旁。这时我们有多激动啊!生平第一次当面就要

  对六月五日稿,毛泽东作最后一次修改,把复信的题目正式定名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

果不其然。7月,波兰统一工人党举行二届七中全会,为犯有“右倾民族主义”错误、先后被撤职、开除、监禁的前任总书记哥穆尔卡恢复名誉。10月15日,波党政治局决定提前于19日召开八中全会,改组政治局,并准备选举哥穆尔卡为波党中央第一书记。消息传出,苏联表示强烈反对,不同意哥穆尔卡复出,要求波党推迟举行八中全会,举行苏波两党会谈。“当时,赫鲁晓夫下令驻扎在波兰境内的苏军包围华沙,波兰境外的苏军也向波兰边境集结,华沙城内气氛异常紧张。”

  陶里亚蒂赞同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正处在转折点的判断。但又认为,不能低估帝国主义国家克服自己一部分失败的努力。①(①毛泽东同陶里亚蒂第一次会谈记录,1957年11月7日。)

  毛泽东收到社论稿,连夜看完,三十日凌晨二时写批语给邓小平,说:“文章已看过,写得很好,题目也是适当的。可以于今日下午广播,明日见报。”⑨

1956年,刘彦顺还是波兰华沙外交学院的一名年轻学生。当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流传至波兰后,外交学院失去了往昔的平静。波兰同学给刘彦顺讲了很多苏联如何干涉、欺负波兰的事例,言辞激烈。人人都预感到,一场风暴可能来临。

  这次会谈,很友好,很坦率,讨论问题是认真的、严肃的,气氛又是和谐的、轻松的,体现了党与党之间的平等关系。

  在三月五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百一十一次会议上,邓小平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他说:在主席那里谈,还有个想法,就是如果两党会谈、起草委员会会议在莫斯科开,我们就提出国际会议在北京召开。反之,如果国际会议在莫斯科开,两党会谈、起草委员会会议就在北京开。这个问题,将来两党会谈再说。刘少奇提出:两党会谈,一次可能谈不好。可能去两个礼拜、三个礼拜谈不完,然后第二阶段到北京来谈。可以轮流谈嘛。⑥

出人意料的是,恰恰是少数人的观点,得到了中央认可。毛泽东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分析了波兰十月事件的性质,认为“苏波关系搞得这样紧张,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造成的”,并指出“我驻波大使馆的看法,比较强调波兰反苏情绪高涨,很可能是从苏联驻波兰大使那里听来的。我驻波使馆另外一些同志觉得波兰的情况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结果。这两种意见,看来后一种是对的。”正是从这一正确的判断出发,中国此后采取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行动。

  泳过吗?我去年游过三次,还横渡过长江两次。”说着毛主席用他的大

  他接着说:“有一点不满意的,是赫鲁晓夫同志在德国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上提出停止论战,同时又自己论战,公开批评中国党。最近,你们批评中国党的文章四篇,赫鲁晓夫就有两篇,还有两篇是《真理报》编辑部文章。我们从二十号起登你们的这些文章,今天就登完了,使我们的人民都知道你们的观点。”

尊重少数人的意见

  这样做。等着毛主席喝了这杯水,安详地把双手在胸前一

  这里所说的中印边境冲突,是指一九六二年十月在中印边境的东段和西段,中印之间所发生的军事冲突。从这年八月以来,中印边境紧张局势就逐步发展。为了缓和紧张局势,避免冲突,中国政府再三提议两国尽快讨论中印边界问题,却遭到印度政府拒绝。十月十七日,印军在中印边境东段和西段同时向中方进行猛烈炮击。

此后,10月30日,苏联发表《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承认过去犯有错误,表示出有错必改的态度;11月1日,中国发表声明,支持苏联的宣言。11月15日至11月19日,哥穆尔卡率团正式访苏,波苏双方经过会谈,达成共识,强调双方要“在完全平等,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基础上,扩大、加强和发展牢不可破的同盟和兄弟般的友谊”。至此,1956年紧张的波苏关系告一段落,波苏之间最终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流血冲突。

  十一月十四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开幕。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民主德国、中国、朝鲜、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十二国党的代表团出席了会议。

  《九评》是全面论述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驳斥“全民国家”、“全民党”的,所以原先的题目是“无产阶级专政和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波苏两党会谈第一阶段气氛僵硬,双方互相指责。哥穆尔卡要求赫鲁晓夫下令苏军停止调动,返回驻地。赫鲁晓夫迫于形势,命令苏军停止前进,原地待命。在会谈中,波兰领导人一方面坚决反对苏联干涉内政,一方面竭力消除苏联疑虑,强调坚持波苏友好同盟重要性。最后,双方商定八中全会结束后,波党立即派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继续进行两党会谈。10月20日清晨,赫鲁晓夫从华沙打道回府……

  “现在世界上的风向变了,去年的气候对我们很不利,今年的

  九月十一日,毛泽东对《二评》作最后一次修改。在讲赫鲁晓夫等人对斯大林的否定之处,加写了一段话:“绝大多数苏联人,不赞成这样谩骂斯大林。他们越来越怀念斯大林。苏共领导人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他们时时刻刻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不散,在威胁着他们,其实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全盘否定斯大林表示非常不满意。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至今不敢拿出来同苏联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见面,其原因就在于这个报告是一个见不得人的报告,是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报告。”在文章的结尾,又补写了这样一句:“我们劝告赫鲁晓夫同志一句诚恳的话,希望你迷途知返,从完全错误的道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上来。”⑩

赫鲁晓夫“兵临城下”

  与和平过渡问题同时提出来的,还有对国际形势的基本估计问题,即整个形势究竟对社会主义阵营还是对帝国主义阵营更有利。毛泽东再次强调他对国际形势作出的“东风压倒西风”的判断。他说:“现在的形势正处在转折点。社会主义力量走在前面了,资本主义力量后退了。这包括亚非国家反对殖民主义的因素,也包括法、意、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人民与政府、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的因素,还包括资本主义世界不一致的因素,这些因素是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他说:“我从一九四六年就注意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力量与资本主义力量是彼此都怕,我怕你,你怕我,问题是谁怕谁多一点。我觉得是资本主义怕社会主义多一点。”

  文章把中苏两党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分歧摆了出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看法。通过对南斯拉夫的对内对外政策的分析,从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勾画了当时所称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基本轮廓和标志。这些认识,对于当时毛泽东对国内社会情况和党内状况的观察影响很大,使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一系列论断,朝着“左”的方面进一步发展了?

刘彦顺告诉记者,据新华社前社长吴冷西回忆,毛泽东会见尤金是在10月20日,但其他一部分文献材料把会见时间记为10月21日。“虽然关于具体时间尚存争议,但对于改变十月风暴的进程,中国说‘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刘彦顺说,10月21日赫鲁晓夫虽已从华沙回到莫斯科,下令苏军停止调动,但波苏之间的矛盾和争端尚未解决,疑虑和紧张远未过去,苏军坦克继续停在华沙城下待命。“一句话,赫鲁晓夫此时仍保持着对波动武的倾向。据苏共中央公布的档案披露,10月2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开了两次会,在第二次会议前,赫鲁晓夫对波态度仍然犹豫,一方面考虑武力干涉,一方面又希望静观事态发展,但在第二次会议后,他的态度明确转变。”

  了。虽然没有扩音器广播,但是大家都极安静,所以声音仍是清晰得很。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二月二十七日,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了第五篇答辩文章,题目是《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这篇文章第一次公开指明中苏两党的分歧是从苏共二十大开始。文章指出,“某些兄弟党的同志,屡次企图把一个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置于各国兄弟党的共同纲领莫斯科宣言之上,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歧”。如果说,前面的四篇文章,还只是澄清或正面回答一些争论问题;那么,这篇文章的发表,则把争论的深度向前推进了一步,指出了这场争论是由谁引起的,谁应对此负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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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结束了,通过了会议宣言(又称《莫斯科宣言》)。十九日,除南斯拉夫以外,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在宣言上签了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经历了一段困难的时期以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汇集在莫斯科,共同讨论并签署了这个宣言,显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力量,这是自共产国际解散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召开会议,确定书记处的分工,写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事由康生负责,书记处各同志转到抓工业。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共九篇,通称“九评”。

波兰十月事件早已成为历史。当波兰处于困境时,中国对波兰表示出的友好、同情和支持,时至今日,仍是中波两国人民心中最美好的记忆。

  十一月七日,毛泽东同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举行第一次会谈。

  《四评》认为苏共领导对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实行的政策是:以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代替民族解放运动;主张由苏美两国合作援助落后国家;通过裁军来消灭殖民主义;通过联合国消灭殖民主义。文章对苏共领导散布的所谓“黄祸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

10月19日早晨,赫鲁晓夫率领阵容庞大的代表团,突然飞临华沙上空,波党领导人匆忙赶到机场迎接不速之客,宾主间爆发了一场“舌战”。赫鲁晓夫要求出席波党八中全会,遭波方拒绝。波党八中全会如期举行,但临时增加议程,增选哥穆尔卡等人为中央委员,授权政治局和哥穆尔卡同苏共代表团会谈,并决定中断会议。当日上午,波苏两党代表团在贝尔维德尔宫开始了会谈。“此时哥穆尔卡已是中央委员、中央第一书记正式候选人、全会授权的正式会谈代表。赫鲁晓夫不得不面对波党中央已确立哥穆尔卡领导地位的既成事实。”刘彦顺大使说。

  毛泽东问:你们有多少党员?意大利有多少人口,城乡人口的比例如何?意大利还有封建势力吗?可不可以说你们的社会主义革命有广大的农民同盟军?意大利有多少钢?陶里亚蒂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说:“我觉得意大利革命的希望很大。”陶里亚蒂说:“是的。有两个因素促成:资产阶级力量弱,有广大的农民同盟军。”

  但是,接班人的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要准备好接班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⑧

  阵营约有十亿,帝国主义阵营约有四亿,剩下的该是多少呢?(台下

  ①吴冷西《十年论战》(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736、737页。

  毛泽东和陶里亚蒂虽然没有在全部问题上达成一致,但在主要问题上得到了共识。

  刘少奇讲到,苏共中央二月二十一日来信态度和缓了。毛泽东说,实际上是因为二十日看到我们发表了他们的几篇东西。

  毛主席接着又半开玩笑地说:“你们有朝气,我们有暮气,这叫

  ②见中苏两党会谈记录,1964年11月8日。

  “毛主席不老!不老!不老!”毛主席轻轻摇了摇头说:“不然,各

  ⑤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的批语,手稿,1963年2月20日。

  宣言的起草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原先苏共提出的那个草案,中国代表团不很满意,到莫斯科以后,在毛泽东主持下,用了三天时间(三日至五日),重新起草了一个。

  苏联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和美国一度剑拔弩张,搞得十分紧张。但在这场危机过后,很快就迁怒于中国。十二月十二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讲话,指责中国在中印边境冲突和加勒比海危机中的原则立场。这个讲话,成了苏联指挥一些党对中共发起新一轮围攻的信号。

  毛泽东听完汇报,六时半即去哥穆尔卡住处同他会谈。这是毛泽东同哥穆尔卡举行的第二次会谈。

  ④见1962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

  礼堂里挤满了人。在座位的两侧和后面的空地上,都站满了人。能在异国他乡见到自己的领袖,大家的心情格外激动。

  七篇答辩文章发表以后,中苏两党之间的论战暂时平息了下来。这是双方准备下一轮两党会谈的共同需要。实际上,这种暂时的宁静,又在酝酿和准备着更加激烈的一轮争论。

  有人说:十三亿。)对!你们都是数学家,一下就算出来了。这十三

  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这两个百分之九十五。

  毛主席从广阔的台上由左边一直走到右边,这才绕到

  一九六二年十月,

  听到毛主席给我们讲话了!毛主席好像也了解了我们这一点,

  这封复信的起草工作相当艰难。据主持这项工作的邓小平讲:“这个文件,恐怕是搞文件以来最费力的一篇东西。⑧”他不久又说:“我们这篇复信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动手写了,一直搞到现在,将近七十天。这个文件,常委很多同志亲自参加,主席亲自参加,少奇同志亲自参加,北京也平行作业。总理主持开小组会修改。”⑨

  目送着毛主席离开我们,所有的水银灯光又都集中到主席台上,仿佛主

  当时毛泽东在武汉。一月二十五日晚,审阅了这篇社论稿,在给邓小平的批语中说:“二十四日送来的社论,已经看过,写得很好,可以发表。”③

  毛泽东申明,今天谈的是他个人的意见,他还要与赫鲁晓夫谈一下。哥穆尔卡真情地对毛泽东说:“什么时候你有空我想来看你一次,可以吗?”毛泽东:“我准备见你一次。”①(①毛泽东同哥穆尔卡第二次会谈记录,1957年11月15日。)

  在十一月七日苏联政府举行的国宴上,发生了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挑衅事件。他对中方人员说:“不要在政治上耍魔术,不要让任何的毛、任何的赫鲁晓夫再妨碍我们。”“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②”经过中方的强烈抗议,苏联方面把这一事件解释成酒后失言。周恩来说这是酒后吐真言。

  杨尚昆曾经对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所起的作用,作过这样的评价:“在这个会议上,毛主席在各方面起了决定作用。当然,同苏联协商那是没有问题。但是,许多问题,许多意见是主席提出来的,经过协商以后,他们接受了。”②(②杨尚昆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57年12月2日。)

  这一天下午,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正在举行闭幕会议,毛泽东让邓小平在人大会议上宣读了这封信。

  会谈从下午六时半持续到晚上十时,共三个半小时。会谈取得重要进展,为最后达成协议铺平了道路。陪同毛泽东去谈的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六时半与主席一起去哥穆尔卡处谈话,共三小时半,似有好转,双方意见已较为接近,明天可能达成协议。”①(①《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93页。)

  在《七评》发表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考虑答复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苏共中央来信的问题。

  毛泽东最后说:“今天谈得很有兴趣。我们的心是相通的,互不损害。我没有损害你的意思,你也没损害我的意思。我们是互相支持的,这很需要。”哥穆尔卡说:“我们特别需要你们的支持。”毛泽东说:“自力更生为主,外国支持为辅。虽然为辅助,但还是要支持,这并非依赖。要分别依赖及依靠。我们是互相依靠嘛,决不依赖。今天谈话的缺点是我讲多了,下一次吧。”①(①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拜会毛泽东时的谈话记录,1957年11月20日。)

  谈到中国共产党人对待犯错误同志的态度,毛泽东补充了一个重要内容:“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只要改了就好了。如果他们不改,也可以等待他们在实践经验中逐步觉悟过来,只要他们不组织秘密集团,暗中进行破坏活动。”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一起动手,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我们的国家。”“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这些话语,很快就传开来了,传遍了神州大地,一直流传到今天,还要传到永远。毛泽东会见中国留学生的动人情景,正是反映了中国青年乃至全国人民对毛泽东的炽热情感和崇高敬意。这是一个缩影。

  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1次会议记录,1963年3月5日。

  按照苏共起草会议宣言时的设想,是要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意两国的共产党共同在宣言上签字。会谈中,陶里亚蒂提出,这样会造成一个印象,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只有这两个国家的党。他表示不愿在宣言上签字,但是可以单独发表声明,对宣言表示原则上赞同。

  文章揭露了苏共强加于人的老子党作风和把本国利益凌驾于兄弟国家利益之上的大国沙文主义,并驳斥了加给中共的种种罪名,如所谓“反苏”、“争夺领导权”、“抗拒多数的意志”、“支持兄弟党的反党集团”等等。文章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加强国际共运团结的主张。

  详地从主席台左手的小门中走了出来,紧跟着的是其他

  毛泽东先修改的是引言部分。在“他们这次既然直接地向我们挑起了公开争论”一句之后,加写了一段话:“我们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还能如过去那样缄默不言吗?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不行,不行,不行。我们一定要回答。他们迫得我们没有别的路走”。⑨

  的!!”这时我们又不由地从心底涌起来无限的欢欣,的确,世界是我们的!

  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李富春汇报计划工作时毛泽东的插话记录,1964年10月19日。

  百二十万吨。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后,将有一千二百万吨。再过一个五

  ②1964年4月27日《人民日报》。

  有经验,老于世故!”这一下我们才又连笑带鼓起掌来。毛主席

  几天前,九月二十一日,苏联政府发表了一个声明。法新社评论说,这个声明“使中苏争论进入一个新阶段”。九月二十五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给中央发来一个对苏联政府声明的分析报告。

  成时,就会有四千多万吨。我问过波立特同志,再过十五年英国的钢产

  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一个指挥员指挥打仗,三个仗,胜二个,败一个,就可以当下去。打主意,对的多,错的少一点,就行了。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总是认为只有自己才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前进的。无产阶级的大人物,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是都逝世了吗?世界革命还是在前进。

  毛泽东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十一月三日晚,同赫鲁晓夫等举行会谈,就即将召开的各国兄弟党会议交换意见。

  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五个指头,四个指头向一边,大拇指向另一边,这才捏得拢。

  使毛泽东更为满意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大部分和主要的意见,都得到与会各兄弟党的赞同,并写入了宣言。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同苏共及其他兄弟党达成比较一致的看法。

  同一天下午,毛泽东从当天的《参考资料》上看到,印度总理和总统在十八日的讲话中都说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冲突。他当即批示:“突然大谈和平解决。送总理阅。请外交部研究一下,印度领导人过去几天,是否有过十八日这种论调。③”他抓住这一契机,作出了一项没有先例的大胆决策:中国边防部队在自卫反击战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主动实行全线停火,并主动后撤。

  量上超过英国。这个责任就落在你们身上了.你们要好好地完成五年计

  往事如斯。二十多年以后,在中苏恢复正常关系的时候,邓小平回首往事,曾经对中苏论战作过这样的评说:“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决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同时他还谈到:“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绝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④

  十一月六日中午,毛泽东利用纪念大会休息的半个小时,同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开始第一次会谈,当晚继续进行。双方交换了对宣言草案的意见,主要涉及国际形势、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相互关系等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战争与和平。文章重申列宁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原理和“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论断,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主张依靠社会主义国家力量的团结和发展,依靠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依靠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依靠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斗争,来保卫世界和平,防止新的世界战争。”

  们就使劲鼓掌,表示我们一定要照着毛主席的话去做。

  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3年2月28日。

  十八日晚上,毛泽东又在住地与陶里亚蒂会见,举行第二次会谈。对毛泽东来说,这与其说是一次会谈,不如说是一次调查。他向陶里亚蒂详细询问了意大利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意大利各阶级、各政党及其力量对比的状况。毛泽东不断地提问,一个接着一个。有时也发表他对国际形势的一些看法。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当代世界的矛盾。文章重申了毛泽东在一九四六年同美国记者斯特朗谈话中提出的“中间地带”理论,列举了十六年来世界形势的重要变化,指出:“美帝国主义者的奴役政策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矛盾,美帝国主义者向全世界的扩张政策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矛盾的焦点。这种矛盾,特别表现为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新老殖民主义者之间争夺这些地区的矛盾。”

  关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相互关系问题,在这方面波兰党吃过苏共的苦头。他们担心通过这次会议和共同宣言,会使共产国际或情报局复活。毛泽东力图打消他们的顾虑,说明:“这次共同宣言实际就是我们的纲领,它不涉及具体事,提的都是原则问题,并不管波兰和中国具体怎么做法。这次开会实质上就是成立一个新的国际,但是没有机构,由各党的领导人参加,一切事情都需要经过大家同意,不能强迫接受,每国的党也并不是其支部。”①(①毛泽东同哥穆尔卡第一次会谈记录,1957年11月6日。)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发表一系列答辩文章进行反击。

  宣言分析了国际局势及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指出:“我们时代的主要内容是由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我们的时代里,世界的发展取决于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竞赛的进程和结果。四十年来,社会主义证明了它是比资本主义远为优越的社会制度。”当前总的趋势是,“社会主义在向上发展,而帝国主义却在衰退”。世界政治的根本问题,是战争还是和平共处。目前和平的力量已经大大成长,已经有实际可能来防止战争。为争取和平而斗争,是各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

  三月八日,发表了第七篇答辩文章:人民日报社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

  毛主席一下就走到主席台的最边缘上来和大家亲切地招

  毛泽东主持这次大会,在刘少奇作报告中间不断插话:

  像日本、伊朗、南朝鲜、南越、土耳其等。帝国主义阵营中间德、

  刘少奇讲到,现在修正主义不敢首先同中国分裂。毛泽东说,我看中苏长期分裂是不可能的。中苏一破裂,美国就不同它和平共处了。那时我们再团结嘛。

  十一月八日,毛泽东和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举行会谈。谈的主要问题,跟同陶里亚蒂谈的差不多。会谈进行得很顺利,双方在主要问题上达成一致。毛泽东最后说:“我们的心是一致的,我们和苏联、你们的心是一致的,现在和意大利也一致了。”②(②毛泽东同多列士会谈记录,1957年11月8日。)

  关于举行两党会谈为兄弟党国际会议作准备的问题,毛泽东建议:“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像一九六0年莫斯科会议那样,两党会谈各讲各的,达不成协议再到二十六国兄弟党起草委员会和八十一国兄弟党国际会议上去争论。另一种是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那种方式,在中苏两党会谈中达成协议,用两党名义提交大会。我看还是一九五七年的方法好,再用一次。总而言之,最好要达成协议。”④

  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反映出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阵营以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威望有了很大提高,成为国际共运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这不仅是因为新中国在短短的几年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内建设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在去年国际共运出现风波,处于困难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能够旗帜鲜明地站出来表明自己的态度,给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以强有力的支持,并在调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E发挥了重要作用,赢得了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的信任。

  二月二十五日,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问题的长篇报告,详细介绍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发展过程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目前情况,争论的性质和主要问题,以及这场斗争的前途和我们的方针。他指出:要坚持团结的方针,但是公开分裂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再发表三篇文章给予反驳,随后争论可能要停止一个时期;当前的工作,是准备两党会谈,准备兄弟党国际会议。

  与会的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包括中国代表团在内,共同签署了这个宣言。

  ⑩毛泽东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的修改,手稿,1964年7月25日。

  有人说:不高兴!)这时毛主席大声地说:“我们说,比得上就比得

  ④吴冷西《十年论战》(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662、663页。

  光,在人们还没有来得及注意的时候,毛主席第一个安

  七月三十日,苏共中央再次致信中共中央,说他们已经把前一封信发给所有的兄弟党,“绝大多数兄弟党都表示必须采取集体行动来克服我们队伍中产生的困难”,“而且许多党都坚持这种会议的召开不能长期拖延”。信中还说:苏共中央已经邀请二十六国(包括中国在内)兄弟党的代表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前到达莫斯科参加筹备会议,“即使二十六个共产党中任何一个党,在上述期限之前不派出自己的代表,委员会也应该开始工作”。

  根据赫鲁晓夫提议成立的宣言起草委员会,主要由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成员组成,同时也吸收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参加。委员会的会议与全体代表会议交叉进行。起草委员会十五日开会,会上争论了一天,有几个问题始终未能与波兰取得协议。波兰方面认为宣言草案对美帝国主义的一些提法,说得太过分,调子太高。他们不要提“美帝国主义”,不要讲它“称霸世界”,不要讲它是“反动中心”等等。下午五时半,中方代表向毛泽东汇报了讨论的情况。

  这两篇社论,各有侧重。前一篇,着重批驳陶里亚蒂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观点,包括战争与和平、对核武器和核战争的态度、“纸老虎”论断、和平共处和陶里亚蒂主张的“结构改革论”,等等。后一篇,着重从正面论述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区别。其中包括关于时代的看法,关于两大阵营和平共处的问题,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否过时。这两篇合在一起,都是对在几个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对中共的种种攻击的一种反击。这些文章保留了一个最大的余地,就是没有点苏共及其领导人的名。

  接着,双方就宣言中的一些主要分歧展开讨论。双方都很坦率。毛泽东在不损害原则的情况下,能让步则让步,能妥协则妥协,最大限度地寻求共同点。毛泽东完全用商量的口气,充分说理,使对方没有一点强加于人的感觉。

  十二月三日下午,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向杨尚昆和伍修权递交了一封由赫鲁晓夫署名致毛泽东的信。这封信所署的日期是十一月二十九日。

  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也是自然辩证法。”这时我们不少人还

  针对苏共中央来信中关于停止攻击的解释,毛泽东质问:谁首先攻击?谁发动了四十几个党攻击我们?谁首先在一个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攻击另外一个共产党?他说:“我们首先提议不要公开争论,就是他(指在座的周恩来)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的。我们去年四月七日回你们二月二十二日的信又提议要停止公开攻击,并且建议为开会创造良好气氛。但是,在你们这封来信里面,只讲到你们五月的那封信,好像停止公开争论、建议开会的发明权只是属于莫斯科,北京一点份也没有。其实中苏两党的发明权都只有那么一点,首先发明的还是印尼、越南、新西兰的党。”毛泽东说:“一连五个党的代表大会公开攻击中国,就是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东德,有几十个国家的党向我们公开指名攻击。这很好!把问题摆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全世界共产党人面前,也摆在全世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面前。我们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是在你们四十三国共产党的手里。好,是不是可以建议我们的文章在你们的报纸上发表,在四十三国的报纸上发表,学我们的办法,然后你们批评,索性展开论战。索性展开有什么要紧呢!是不是天就要塌下来?北京西山山上的草木就不长了?我看天也不会塌下来,草木还照样长,妇女照样生孩子,河里的鱼照样游。”

  十一月五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拜谒了坐落在莫斯科红场的列宁和斯大林墓。六日,出席纪念俄国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午,赫鲁晓夫作长篇报告,下午毛泽东第一个讲话。

  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没有这一条,不能当支部书记,更不能当中央委员。赫鲁晓夫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我们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

  的欢腾,以至大家只顾一个劲地看哪,笑哪,鼓掌。却

  苏共中央在来信中坚持认为,“在召集国际会议问题上,兄弟党赋予它以特殊的责任”。复信稿对此作了批驳,毛泽东认为分量还不够,提出:“还要多讲几句,以剥夺他的什么召集权。”“另外要写一段自共产国际解散以后,十多年没有国际会议,而各国革命却胜利了,各国共产党却发展了。”

  没有一个人像在走过天安门时那样的高呼“毛主席万岁!”

  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七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制定以备战为中心的“三五”计划;二是讨论农村“四清”运动。前者是要防范突然发生的大规模侵华战争,后者是要防止产生资产阶级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篡夺各级领导权。这些都是毛泽东心目中头等重要的大事。

  毛泽东在会上发言,专门讲“以苏联为首”的问题。他说:“我们这里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内部事务说,互相调节,合作互助,召集会议,需要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外部情况说,更需要一个首。我们面前有相当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它们是有一个首的。如果我们是散的,我们就没有力量。”“我们面前摆着强大的敌人。世界范围内的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解决。还有严重的斗争,还有战争的危险。要防备疯子。当然,世界上常人多,疯子少,但是有疯子。偶然出那么一个疯子,他用原子弹打来了你怎么办?所以,我们必须有那么一个国家,有那么一个党,它随时可以召集会议。为首同召集会议差不多是一件事。”

  ⑧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3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3年6月12日。

  党不行,什么都搞糟了。那时我们有一招,叫作‘硬起头皮顶住’。”

  从五月下旬起,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决定邀请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越南劳动党领导人黎笋、长征来中国,就复信征求他们的意见。

  了。我们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使全部合作社在生产和消费上都超过富

  刘少奇讲到,不怕分裂。毛泽东说,不怕分裂,是指怕也分裂,不怕也分裂,那为什么怕呢?如果怕分裂就可以不分裂,那就怕,我赞成怕。

  说着说着毛主席用自己的手指向宽阔的前额上一指,而且用力向前顶了

  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他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一开会就自己讲几个钟头,不让人家讲话。不要开会时赞成,会后又翻案,又说不赞成。共产党人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

  气,清晨晴空万里,太阳升起来不久,耀眼明光的,真

  一九六二年的最后一天,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作为第二篇答辩文章。《红旗》杂志也在一九六三年第一期刊登长篇社论《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作为第三篇答辩文章。后一篇文章,毛泽东也看过,没有修改,说文章写得很好。

  上,比不上就比不上,有什么可以高兴不高兴的?”这样我们才又

  ③毛泽东同黎笋、长征的谈话记录,1963年6月4日。

  我自己是笑得合不拢嘴,所以没法打招呼,也没法喊。

  这篇文章在中苏论战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其中许多观点,是多年逐步形成的,可以说是对中苏两党分歧和争论的一个初步总结。这些观点,后来都被吸收到中国共产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而且进一步地理论化和系统化。

  送给了我们似的。毛主席接着又补充了一句说:“也是我

  他说:“中国古书上有两句话:‘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对其他四十几国党对我们的评论也是这样。就是说,你们可以骂人,我们可以回骂。所谓骂者,就是评论。骂来骂去,中间总要停一下嘛。所以我赞成休战。并且现在有一些党批评我们,我们不准备马上回答,挂一笔账,这个账就是登在我们的报纸上,我们保留回答的权利。但是现在我们不回答,也许一两年也不回答,什么时候回答看情况再定。我们现在准备发表两篇文章,不是批评你们的,是批评法国、意大利的。”

  十一月十七日,是个星期日。刚巧头一天,莫斯科下了这年的第一场雪。这一天特别晴朗。蔚蓝的天空,火红的太阳,在白雪的衬映下,显得格外亮丽清新。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国家与革命。文章重申马克思、恩格斯根据一八四八年到一八五一年经验和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经验总结出来的关于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用什么代替被摧毁的国家机器的有关论述,重申列宁提出并为俄国十月革命证实了的无产阶级战略原则,着重批驳了“结构改革论”,实际上是批驳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理论。

  一边鼓掌一边喊:“毛主席!您好!”毛主席听见了就故意

  文章一共讨论了七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一次各国共产党人大争论的性质是什么”?文章认为: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正在理论问题、根本路线问题和政策问题上展开一场大规模的论战。论战中的思潮,归根到底,一种是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一种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当前这场争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国际规模的论战。

  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派代表来参加。这是自从马克思恩格斯以来的共

  在谈到当前的论战时,他说:“这一法宝是从意大利取来的。我们现在得到一种机会,可以公开地批评意大利共产党的‘结构改革论’。意共把结构改革说成是共产主义的一般方向。我们并非干涉内政,但由于意共说是一般方向,同时又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如果他不公开攻击,我们就不好公开回答。现在就非公开回答不可。”还说:“陶里亚蒂也作了一些好事。”⑩

  毛泽东又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德国军国主义现在是想打仗呢,还是不敢打仗?(答:不一定想发动战争,但它正在扩张自己的势力,这表现在共同市场上,它的经济力量非常雄厚。)欧洲共同市场形成了没有?有没有实现的可能?(答:需看情况的发展。)毛泽东接着分别问到法国、西德、意大利、比利时的钢产量。又问:西德的侵略矛头是指向东方还是指向西方?(答:如果西德向东方发动战争,首先就得打德国人自己。)然后,毛泽东说:归根到底就是一条,能不能有十年到十五年的和平。又说:我觉得西方资产阶级心里很不安,也恐慌,包括美国在内。这次会议有六十八个国家参加,表现大家的信心很高。

  刘少奇讲到,反对修正主义关系到各国革命和人类命运。毛泽东说,也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的命运。

  人有各人的想法。我们这些人老了,也有我们的长处,那就是富

  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62年12月4日。

  宣言论述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普遍性的共同规律,概括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核心的工人阶级,领导劳动群众进行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工人阶级同农民基本群众和其他劳动阶层的联盟;消灭基本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建立基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逐步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以便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进行思想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造成忠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的知识分子队伍;消灭民族压迫,建立各民族间的平等和兄弟友谊;保卫社会主义果实,不让它受到国内外敌人的侵犯:实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同各国工人阶级团结一致。”①(①1957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对这篇文章极为重视,改了几遍。文章要分四天连载,就是毛泽东提议的,他认为这样可以让大家有时间仔细阅读。⑦这篇文章,是这一时期连续发表的几篇文章中,最有分量的一篇,也是毛泽东下功夫修改最多的一篇。

  他特地讲到波兰和南斯拉夫,对他们的态度表示满意:“我高兴哥穆尔卡同志昨天的演说,他说,承认苏联为首是一个真理,不是人为的,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波兰党,哥穆尔卡一直不赞成提“以苏联为首”,他们吃了不少苏联的苦头,对苏联有所戒备。而毛泽东提出并坚持“以苏联为首”,主要是从维护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出发的。对哥穆尔卡的这一转变,毛泽东是很看重的。毛泽东又说:“我又高兴南斯拉夫的同志们在第二个宣言(指《和平宣言》。——引者注)上准备签字。他们在六十几个党的和平宣言上签字表示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表示团结。他们没有在十二国宣言上签字,使十三国缺少了一国。他们说有困难,我们想也可以,我们不能强加于人。”

  ①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修改稿的批语,手稿,1963年2月15日。

  毛泽东又问:你是否认为现在局势的特点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我所指的是革命的暴雨。西方国家的心理状态是有把握呢,是无把握呢,还是有些把握但信心不足?你觉得有没有世界震动,例如战争的震动,能不能在意大利实现革命?毛泽东说:世界是一定要爆炸的。有两种爆炸的方法:一个是战争的方法。如果苏联、中国发展很快,这种爆炸的可能性就不大了。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是大大减少了。第二种爆炸是革命的爆炸。美国虽然也会出来干涉,但是这种爆炸的可能性最大。欧洲会不会有这种爆炸性矛盾呢?陶里亚蒂说:不是不可能的。殖民主义制度将继续受到打击。殖民主义制度的瓦解和革命爆炸的可能性有密切的联系。毛泽东表示同意。

  ⑨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3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3年6月12日。

  杯中倒了一杯水,端起来慢慢地喝。这时在最前边的人就

  果然,四月三日,苏联方面公开发表了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决议和苏斯洛夫在全会上的反华报告,《真理报》还配发了一篇反华社论。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决议声称:“苏共中央认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共产主义运动和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的根本利益,要求从思想上揭露中共领导的反列宁主义的立场和坚决反击他们的分裂行动。”②

  分歧意见之一,是波方不同意宣言草案中“美国侵略集团依靠实力政策企图独霸世界”这一句。哥穆尔卡认为一个国家不可能独霸;侵略集团不只是美国,还有别的国家。

  毛泽东在离开杭州之前,一月八日,作了一首大气磅礴的词《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②:

  得到毛主席接见。

  ⑧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的修改稿,手稿,1963年2月。

  毛泽东问:法国国内,以共产党为中心的革命力量现在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还是不大不小?(杜克洛答:现在已开始有所发展。)据你们看,法国的革命单独胜利的可能性如何?是不是一定要等世界形势的巨大震动?(答:这很难说。)比、荷、卢这三个国家是更倾向于英国,还是更倾向于法国,还是倾向于美国?(答:对这三个国家,法国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主要是英、美之间的斗争。)关于英国,它倾向于美国,还是倾向于法国?英、法资产阶级之间有没有共同点?是不是都不要战争?(答:他们都怕战争。)这就好。英、法资产阶级有共同点。

  人是可以改变的。有少数人变不了,吃了饭就骂人,各省都有一点,是极少数,不变也可以,让他们去骂。对那些犯错误的人,要劝他们改好。要帮助人家改正。只要他认真改正了,就不要老是批评没完。

  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②郭沫若的词《满江红》发表在1963年1月1日《光明日报》。

  动活泼,和八年前我那次来时很不相同,既有集中,又有民主,这

  六月四日,毛泽东又在武昌会见黎笋、长征。谈话中毛泽东说:“修正主义和思想上有点‘左’或右是不同的。偶然的、不成系统的、不是一贯的,不能叫修正主义,是认识问题。”③

  席台上留下了一片五彩的云锦。

  毛泽东对这个复信极为重视,二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两次审阅复信稿,并要康生、陈伯达邀几个人开会再讨论一下复信稿。二月二十九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了这封复信。同时还征求了朝鲜党和越南党的意见。

  还有什么比这更高兴的、令人无限振奋的展望呢?

  当时,毛泽东对这两件事用两句话来描述:“无可奈何花落去。无可奈何花已开。”前一句是指赫鲁晓夫下台,后一句是指中国成功爆炸原子弹。这是他在十月十九日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大家议论美国总统约翰逊最近的一篇讲话时说的。当时还议论到是否能争取到十年和平时间。毛泽东说:“有可能。再有十年,原子弹、氢弹、导弹都搞出来了,世界大战就打不成了。将来我们要把原子弹试验转入地下,不然污染空气!”①

  毛泽东说:“在走以前我还要与赫鲁晓夫同志谈对外国党进行批评的问题。一般地讲我们是不赞成公开批评的,各个党及民族都很敏感,如批评得不对固然坏,如批评对了也不好。假如有错误的话,那为什么不通过本国的党出来批评呢!”

  七月十五日,也就是“九评”发表后的第二天,毛泽东才腾出手来修改复信稿,到七月二十五日,进行了多次修改。

  会谈一开始就谈会议文件问题。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91-295页。

  亿基本分布在三个洲: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十三亿当中已经有

  在谈到斯大林做错了事能够做自我批评时,毛泽东加写了这样一段:“就是肃反错误,斯大林在一九三八年苏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也是承认了的。”⑧

八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不到一个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日清晨离开北京,乘专机飞往莫斯科。此行是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同时,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①(①出席这个会议的,实际上是68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其中有4个党由于所处的特殊环境,没有公开。)。代表团副团长是宋庆龄。代表团成员有邓小平、彭德怀、郭沫若、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沈雁冰、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刘晓、赛福鼎等。这是毛泽东第二次出国,也是最后一次出国。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毛泽东一再说明,如果这个文件提出讨论,大家意见不一致,不能通过,帝国主义一定会大肆宣传。所以,需要考虑是否不提出来为好。①(①毛泽东同尤金谈话记录,1957年10月29日。)

  九月十三日,《二评》——《关于斯大林问题》发表,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斯大林问题上的一贯立场、中苏两党在斯大林问题上的原则分歧,对赫鲁晓夫在这个问题上的言行所作的揭露和批驳,可以说是淋漓尽致。

  再一个问题,是在宣言中是否要提到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的名字。一九五七年六月,苏共中央全会作出《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还派米高扬专程来中国,七月五日在杭州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通报了情况。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的这个决定是支持的,并公开发表了致苏共中央的支持电。

  复信先在北京起草,逐渐形成共二十条的一个比较成熟的提纲,在这个基础上写出初稿。

  作为共产主义运动中地位和影响仅次于苏共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刚刚踏上苏联的土地,就旗帜鲜明地肯定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肯定“以苏联为首”的提法,这无疑是对苏联共产党以有力的支持。

  《九评》关于国际共运历史经验教训的论述,是针对苏共二十二大提出的一些突出论点,同时直接引申到中国国内的反修防修问题上。

  他老人家说:“如果能超额完成任务,那当然更好。可是还得估计到:天

  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4次会议(扩大)记录,1963年6月30日。

  缺点,所以是一件大事,我们要认真地改。同志们,世界上怕就怕

  “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

  同学齐声说:“祝毛主席身体健康!”毛主席又问:“你们和苏联同志

  《七评》发表前,毛泽东在审定一月二十八日稿时,有两处增补。一处是在“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部分,加写了“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是国内资产阶级因素泛滥和增长起来的产物”。另一处是在“目前的公开论战”部分,加写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不怕论战的,怕论战的不是科学”。⑤前者代表了毛泽东通过对苏联变化的观察和中苏论战得出的一个认识。他同样用这个观点观察中国国内的问题,从而由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最后演变成“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后者表达了他对这场论战的充分自信和将这场论战进行到底的决心。

  毛泽东又问:社会党在工人中的力量怎样?社会党左派和中间派的力量对比如何?天主教党有没有派别?有没有开明的民主派?意大利有没有保皇党?力量怎样?你们对教廷的态度怎样?毛泽东听了陶里亚蒂对最后一个问题的回答后说:“你们一面反对教廷干涉政治,主张政教分离,一面不提出打倒宗教的口号。好,灵活。宗教既已存在,提出打倒的口号就会脱离群众。”

  此时,中共中央正在召开工作会议(九月六日至二十七日),主要讨论一九六四年经济计划、农村社教和农村工作、关于工业发展的决议、国际问题。在二十七日大会上,毛泽东着重讲了国际形势问题。

  大鼓掌了!

  ②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修改稿的批语,手稿,1963年2月16日。

  首先是由毛主席向大家介绍代表团的全体人员。等全

  高天滚滚寒流泄,大地微微暖气吹。

  工人党的代表在开会,商量了很多事情。这个会开得很好,决定了很

  到第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国边防部队完成了预定的后撤计划。四月二日,又宣布释放和遣返全部被俘的印度军事人员,共计三千二百一十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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