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1949―1976): 《毛泽东传》 二十六、庐山会议后的一年四个月(下)

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审读《毛选》第四卷的同时,密切关注着国内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对国内形势的估计是乐观的,心情是舒展的。文件看得多,批语写得多,涉及的范围也比较广。仅在一九六0年三月一个月内,他为中央起草的重要批语和指示就将近二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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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两党积累下来的分歧和矛盾,经过一段和缓的时期以后,进到一九六二年底,又发展到一触即发的地步。

  中共广东省委二月二十五日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主要问题的指示,

1960年11月,刘少奇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苏联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三周年庆典。中国党政代表团副团长为邓小平,团员为康生、杨尚昆、胡乔木、彭真、李井泉、陆定一、廖承志、刘宁一和驻苏大使刘晓

  一九六二年十月,

  引起毛泽东特别的注意。广东的文件,提出目前农村中值得重视的五个问题:第一,有些地方,出现了急于向基本社有制过渡的苗头;第二,有些地方,在发展公社经济上,实际上在重复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的错误;第三,全党必须重视搞好分配工作;第四,公社一级必须建立严格的财政管理制度和财政纪律;第五,全党要树立一种良好的工作作风。毛泽东看到这个文件,立即印发正在广东从化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周恩来等人。然后又致信刘少奇、邓小平,建议提到中央会议上讨论一次,以中央名义转发。他在为中央起草的批语中写道:“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主要问题的指示,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甚为切合现时人民公社在缺点错误方面的情况和纠正这些缺点错误的迫切要求。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大体上一定都同广东一样,发生了这些问题(一共有五个问题),应当提起严重的注意,仿照广东的办法,发出一个清楚通俗的指示,迅速地把缺点错误纠正过来。中央建议,把广东这个指示发到地、县、公社三级党委,请公社党委的同志们,切实讨论几次,开动脑筋,仔细地冷静地想一想,谈一谈,议一议,想通这五个问题,纠正缺点错误。”批示建议,今年春季,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要开一次四级或者五级或者六级的干部会议,像一九五九年三月间开的那样,专门讨论广东文件中的五个问题。①

1960年,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在26国党起草讨论有关文件的过程中,赫鲁晓夫企图以“苏联为首”的家长制作风压制中国和其他兄弟党,邓小平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方代表展开了艰苦卓绝而又充满机智的斗争,留下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秘闻轶事。

  苏联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和美国一度剑拔弩张,搞得十分紧张。但在这场危机过后,很快就迁怒于中国。十二月十二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讲话,指责中国在中印边境冲突和加勒比海危机中的原则立场。这个讲话,成了苏联指挥一些党对中共发起新一轮围攻的信号。

  广东提出的五个问题,都是一九五八年公社化运动以来发生的问题,现在重新出现。其中对毛泽东触动最大的,可能是为急于过渡而搞一平二调、刮“共产风”,这些问题又跟干部作风密不可分。对急于过渡,广东提出了种种限制,诸如:规定当前的问题不是急于过渡,而是积极创造过渡条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公社试点,必须严格控制;发展公社一级的经济,必须在整个公社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其比重,决不能削弱大队经济。尽管规定了这些限制,但在强调“反右倾”、进行两条道路斗争的情况下,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所有制过渡的方针又没有改变,可以预料,这些限制是不会有什么实际效力的。在农村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情况下,既要求积极创造过渡条件(即提高社一级经济的比重),又不准一平二调,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这里所说的中印边境冲突,是指一九六二年十月在中印边境的东段和西段,中印之间所发生的军事冲突。从这年八月以来,中印边境紧张局势就逐步发展。为了缓和紧张局势,避免冲突,中国政府再三提议两国尽快讨论中印边界问题,却遭到印度政府拒绝。十月十七日,印军在中印边境东段和西段同时向中方进行猛烈炮击。

  广东文件及中央批语下发以后,各省相继召开六级干部会议。从一些省报来的情况看,跟广东大致相同。突出的问题是两个,一为重刮“共产风”,一为干部作风中的虚报浮夸,贪污浪费。当毛泽东看到反映这些问题比较突出的报告时,十分愤怒。三月下旬,他在批转山东省的一个情况简报时,以极严厉的口气为中央起草了一个批语,其中说:“山东发现的问题,肯定各省、各市、各自治区都有,不过大同小异而已。问题严重,不处理不行。在一些县、社中,去年三月郑州决议忘记了,去年四月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的规定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对于那些最胡闹的,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账,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一些县委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些问题呢?他们严重地丧失了职守,以后务要注意改正。”毛泽东写到这里,觉得说得很凶,笔锋又一转:“全国形势大好,好人好事肯定占十分之九以上。这些好人好事,应该受到表扬。对于犯错误而不严重、自己又愿意改正的同志,应当采用教育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照样做工作。”②

1960年,邓小平受党中央毛主席委派,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时年56岁的邓小平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

  十月十七日,毛泽东主持召集会议,决定进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当天,中央军委下达《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毛泽东后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回顾下决心进行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过程时说:“开头你们是要打的,我是死也不要打的。西边加勒万河那一次,总理、少奇同志、小平同志、罗瑞卿同志,实在要打,说不得了,欺负得我们厉害呀,我说,就让他欺负,无论如何不要打。后头怎么搞的,我也看到不打不行了,打就打嘛。你整了我们三年嘛。你看嘛,从一九五九年开始,一九五九年,一九六0年,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四个年头了,我们才还手嘛。”①

  三月三日,毛泽东看到中共吉林省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情况的报告,十分欣喜,立即转发各地。他“希望各省、市、区党委在这个重大问题上都能迅速总结自己的经验,并写一个报告给我们,同时通知你们的下级一体知晓和遵行。”③技术革命,是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一月南宁会议上提出来的。他对这个革命运动的意义给予高度评价,把它视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迅速改变中国经济技术落后面貌、赶超世界最发达的西方国家的重要途径,寄予很高的希望。在三月三日至二十五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连续批转了四份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方面的报告。他在批语中,满怀激情地写道:“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运动,急需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及时解决运动中的问题,使运动引导到正确的科学的全民的轨道上去。”④“我国工业交通战线,农林牧副渔战线,财政贸易流通战线,文教卫生战线和国防战线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全民运动,正在猛烈发展,新人新事层出不穷,务请你们精心观察,随时总结,予以推广。”⑤他要求“在一九六0年一个整年内,有领导地,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⑥

代表团出发之前,中央政治局常委9月13日晚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会议,专门研究讨论中苏两党会谈的方针。会上大家预测,这次苏联会谈一定争论激烈。我国代表团这次去莫斯科主要是试探苏方的态度,究竟他们是想搞好团结,还是像布加勒斯特会议那样采取高压手段想把我们压服。毛泽东与刘少奇等都认为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赫鲁晓夫之所以同意在莫斯科会议之前举行两党会谈,为莫斯科会议做准备,是因为除了越南党以外,还有不少兄弟党都希望不要再继续争吵下去,要团结。赫鲁晓夫就是在这种压力下同意举行中苏两党会谈的。所以他不一定真的要搞团结,很可能是要压服我们。因此,我国代表团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十月二十日晨,中国边防军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开始进行自卫还击。从十月二十日到二十九日,东段收复了克节朗河以南、达旺河以北、不丹以东的全部领土;西段清除了加勒万河谷和新疆阿克赛钦地区部分入侵印军。这是自卫反击战的第一阶段。

  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对于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无疑起着重大作用。但在“大跃进”、“反右倾”的指导思想下,用群众运动的办法去搞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后来发展成为“四化”,即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却助长了形式主义和浮夸作风,出现了拼设备、“左”倾蛮干的情况。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尽管取得一些重要成果,但总体来说,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

出发前,代表团全体人员集中在钓鱼台国宾馆进行准备。邓小平指出:“这次参加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我们要从世界大局出发,要维护国际共运的团结,要维护中苏友谊。但原则问题不能让步,一定要把主要问题上的实质分歧阐明,表明我们的观点。要反对赫鲁晓夫将苏共一家的观点强加于别国的错误做法。”

  在反击战开始以后,中国政府仍然为和平解决争端作最大的努力。十月二十四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建议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和平解决以前,双方尊重实际控制线,②并将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两国总理应该再一次举行会谈。当天,印度政府发表声明,拒绝了中方的建议。十一月四日,周恩来总理再次写信给尼赫鲁总理,呼吁重开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但印度不予置理,并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进行军事动员。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又一次向中国军队发起猛烈进攻。

  贵州省委二月二十四日有一个报告,是关于农村公共食堂问题的,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这个报告说,贵州全省现有食堂十三万多个,固定的或基本固定的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出现了一批办得很好的食堂。这些食堂已成为生产小队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显示了食堂的优越性和重要性。其实,贵州的报告并不真实,毛泽东却转发了这个报告,并在批语里给予很高的评价,要求各地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他写道:“中央所以这样下断语,是因为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年至十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请你们在今年春季专为食堂问题开一次规模较大的会议,是为至要。”⑦这个以近乎命令式的口吻写出的中央批语,下发以后,各地纷纷仿效。在毛泽东批转贵州文件的同时,中共中央办公厅根据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甘肃、辽宁、吉林、黑龙江八省的电话汇报,整理出一份关于各地整顿和积极发展公共食堂的材料。另外,河南省委三月五日报来的一个材料说,河南全省有农村公共食堂近三十三万六千个,在公共食堂就餐人数占到农村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九,其中办得最好的一类食堂占百分之六十六,二类食堂占百分之三十一点二,三类就只占百分之二点八。毛泽东对这些书面的东西,深信不疑,立即以中央名义转发各地,在批语里大加称赞:这两个材料“都好,使人看了高兴”。“请你们对这个极端重要的公共食堂问题,在今年一年内,认真大抓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学贵州、河南等省那样作出科学的总结,普遍推行。”⑧

到达苏联后,中共代表团被安排在列宁山苏共中央的别墅里。这里林木茂盛,环境优美。从接待方面看,苏方表现得还是热情友好的,是高规格的接待。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主要都在大使馆进行。从列宁山的别墅到大使馆来往都有苏方警车开路,安全保卫工作相当严密。有一次我国代表团没打招呼,自己驱车去了大使馆,苏方警卫人员紧张得不得了,立刻找中共代表团说:“中共代表团团长是我们的主宾。中央对我们有指示,我们是要用脑袋来保证他的安全的。警卫脱节我们要负政治责任呢。以后你们外出行动一定要跟我们说一下啊!”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边防军发起了第二阶段自卫反击战,从十一月十六日起到二十一日结束,在东段推进到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传统习惯线附近,西段清除了入侵阿克赛钦地区的全部印军据点。

  一九六0年,中国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但是这一年的卫生工作做得不错,还出现了一些环境卫生搞得很好的城市和街道。这同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的贯彻执行有直接关系。这是一篇很有特色的文件。一般说来,像这种内容的文件,很容易写得比较枯燥。毛泽东起草的这一篇却不是,写得很神气,很生动,很有思想,一看就是毛泽东的文风,毛泽东的工作作风。指示说:卫生工作这两年因为忙于生产大跃进,有些放松了。中央现在提醒同志们,要重视这个问题,要把过去两年放松了的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无论老人,小孩,青年,壮年,教员,学生,男子,女子,都要尽可能地手执蝇拍及其他工具,大张旗鼓,大造声势,大除四害”。“环境卫生,极为重要,一定要使居民养成卫生习惯,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凡能做到的,即要提倡做体操,打球类,跑跑步,爬山,游水,打太极拳及各种各色的体育运动。”“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懂这个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意义。因此必须大张旗鼓,大做宣传,使得家喻户晓,人人动作起来。”⑨这个一千二百字的文件,像一篇散文,读来朗朗上口。关于写这个指示,毛泽东讲了一段故事:“这个除四害,我替中央写了一个东西。原来中央那个批语不动人,就是那么两句,怎么能够动员呢?凡是办一件事,你不大吹大擂,有声有色,讲得神乎其神,谁听呀!所以,补充了一个指示。”⑩

这次在莫斯科,虽然接待形式上是高规格的,但双方斗争是紧张激烈的,这种紧张激烈几乎从中共代表团一到达便表现出来了,不像过去先要礼节性地客气一番。

  十一月十九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处两次召集周恩来等开会。随后,周恩来和陈毅约见印度驻华临时代办班纳吉,向他表示:中印两国应该友好下去。我们应该向远处看。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将不丧失一线希望。周恩来还表示,可以去德里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

  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3日。

苏共中央为中共代表团的到来举行了欢迎宴会,地点仍是叶卡捷琳娜大厅。赫鲁晓夫拉着邓小平的手,显得很热情地坐在一起。记者照相结束后,宴会开始。赫鲁晓夫虽然保持了惯常的那种微笑,但是眼神总给人一种来势汹汹的感觉。果然,他先从阿尔巴尼亚之事入手,影射攻击中国共产党。

  同一天下午,毛泽东从当天的《参考资料》上看到,印度总理和总统在十八日的讲话中都说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冲突。他当即批示:“突然大谈和平解决。送总理阅。请外交部研究一下,印度领导人过去几天,是否有过十八日这种论调。③”他抓住这一契机,作出了一项没有先例的大胆决策:中国边防部队在自卫反击战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主动实行全线停火,并主动后撤。

  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简报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23日。

邓小平是个直率人,他从容而又诚恳地望着赫鲁晓夫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小党,能够坚持独立自主,你应该更好地尊重人家,不应该施加压力。”

  十一月二十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等研究决定,先走一步,主动采取积极的步骤,扭转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

  ③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吉林省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状况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3日。

“这不仅仅是苏共和中共之间的分歧问题,”赫鲁晓夫涨红着脸大声地说:“他们拿了我们的金子和粮食,可是反过来又骂我们……”

  十一月二十一日零时,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郑重宣布:(一)从本声明发表之次日,即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二)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三)为了保证中印边境地区人民的正常往来,防止破坏分子的活动和维护边境的秩序,中国将在实际控制线本侧的若干地点设立检查站,在每一个检查站配备一定数量的民警。还宣布:如果印军继续进攻,重新推进到实际控制线或越过实际控制线,中国保留进行自卫还击的权利,由此产生的后果由印度政府承担责任。④

  ④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当前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情况报告》和《经济消息》刊载的《关于技术革命大丰收》一文的批语,手稿,1963年3月16日。

邓小平严肃地说:“援助是为了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而不是为了控制和干涉。你援助了人家,人家也援助了你嘛。”

  到第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国边防部队完成了预定的后撤计划。四月二日,又宣布释放和遣返全部被俘的印度军事人员,共计三千二百一十三人。

  ⑤毛泽东为转发聂荣臻关于广州、重庆两市技术革命运动情况报告所写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25日。

  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中印边境局势得到了控制,对中印边界局势的长期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

  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鞍山市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报告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22日。

  一九六二年发生的中印边界冲突,是非曲直十分清楚。赫鲁晓夫十二月十二日却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对中国进行不公正的指责。

  ⑦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报告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4日。

  一九六二年冬,一些欧洲的共产党相继召开代表大会。苏共领导人又利用这个机会,向中共代表团发起围攻。首先是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召开的保加利亚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由此拉开了在一些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序幕。随后召开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调门越来越高,卷入的兄弟党也越来越多。

  ⑧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加强公共食堂领导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15日。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发表一系列答辩文章进行反击。

  ⑨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手稿,1960年3月16日。

  第一篇答辩文章,是十二月十五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这篇社论原先的标题是“坚持真理,弄清是非,团结对敌”。毛泽东看了,觉得不够响亮,便重新拟了这个标题。毛泽东是十二月十四日凌晨修改这篇社论的,当时他正在杭州。他在给邓小平的批语中说:“此文已阅,认为写得很好,有必要发表这类文章。”“又,题目似宜改一下,更为概括和响亮些,请酌定。”⑤

  ⑩毛泽东在天津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3月24日。

  从这篇社论起,中国共产党紧紧抓住团结的旗帜,对各种攻击进行有节制的反击。

  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一份报告上,写了一个很长的批语,题为《关于反华问题》。大使馆的报告说,中国参加东巴基斯坦工农业展览的展馆受到巴基斯坦人民的热烈欢迎,参观的人非常踊跃。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人从各种不同角度称颂我馆,只有极个别坏分子说了些坏话。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所谓大反华,究竟是一些什么人,有多少人呢?不过是一些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动派和半反动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和半修正主义分子,以上三类人,估计共只占全人类的百分之几,例如说百分之五吧,最多不过占百分之十。”“而有二十四亿三千万人是拥护我们的,或者是不反华的,或者是暂时被敌人欺骗对我们表示怀疑的。这后一种情形,如同一九四九年以前在中国发生的情形一样,国民党制造谣言,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公妻,多数人不相信,一部分人怀疑。曾几何时,真相大白,共产党被人们认为最有纪律,最有道德,具有最适合人民愿望的路线和政策,而国民党则是一个最坏的党。”“我劝同志们,对于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国家的反动分子半反动分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半修正主义分子,对于所有这三类分子,要有分析。第一,他们人数极少。第二,他们反华,损伤不了我们一根毫毛。第三,他们反华,可以激发我们全党全民团结起来,树立雄心壮志,一定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西方国家。第四,他们势必搬起石头打到他们自己的脚上,即是说,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善良人民面前,暴露了他们自己的丑恶面目。”毛泽东指出:“各国坏人半坏人反华,不是每天都反,而是有间歇性的”。“不但现在有较小的间歇性,而且将来会有较大的间歇性,看我们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例如说,我们全党全民真正团结一致,我们的主要生产项目的总产量和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接近或超过他们了,这种较大的间歇性就会到来,即是说这会迫使美国人同我们建交,并且平等地做生意,否则他们就会被孤立。”“总之,一切问题的中心在于我们自己的团结和自己的工作都要做得好。”①

  十二月初,意大利共产党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派出代表团参加。十二月二日,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在总报告里点名攻击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决定给予还击。

  毛泽东写的这些话,是他早想说而没有说的,一直压在心里。他说过:“我们在东巴基斯坦开了个展览会,群众那么热烈。因此,我就灵机一动,写文章一篇。这是反华以来,主要是去年十月赫鲁晓夫跟我们当面谈话,到三月二十五日在天津开会,积了好久了。要说透一篇道理,要有个形成时间,巴基斯坦这个群众运动影响了我。”②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反华的人,不仅指帝国主义者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一些人,也包括赫鲁晓夫,就是批语中所说的“半修正主义分子”。毛泽东的这个批语,一直发到人民公社一级党委,在当时国际上出现一股反华浪潮的情况下,对于帮助全党干部认清形势,明确方向,增强信心,起了很大作用。

  在十二月四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传达了毛泽东十二月二日下午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的一些决定。他在传达中说:“意共的会,原以为问题不多,现在看问题很多。匈牙利党代会就有邀请南斯拉夫的迹象。意大利带头邀请南共,又指名攻击中国,陶里亚蒂的报告就攻击,不只阿党问题,还有纸老虎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这就确定,他们公开批评我们,我们就可以批评他。这次本来要批评他是机会主义,主席说大会致词中不讲,放在酒会致词中去。”

  毛泽东的上述批示和指示,都是党的指导性文件,在实际工作中和社会生活中产生着重要影响。

  他在传达中还说:“以后的斗争怎么样,要研究。现在看,今后的斗争更加展开了。这就需要一系列的东西,也要有适当的刊物。写文章的问题,每个问题写一篇,要适合于外国人看。如什么叫冒险主义,现在必须回答。还有纸老虎问题,赫鲁晓夫和陶里亚蒂都攻,主席说,可以就写‘驳陶里亚蒂’。最近要组织一两篇文章,同时要把陶里亚蒂攻击我们的言论摘登出来。”⑥

  三月九日,《毛选》审读工作结束的第二天,毛泽东离开广州,乘专列经衡阳、株州、金华、杭州、上海、南京、徐州、济南,于三月二十三日到达天津,历时十五天。沿途与当地的省、市委负责人和一些地委负责人谈话,还开了几次会。

  这段时间,毛泽东一直在外地。面对苏共等兄弟党的围攻,处于精神亢奋之中的毛泽东,十二月二十二日,把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整理的《列宁在第二国际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的材料批给柯庆施,让他印发参加华东局会议的各同志,“大家读一、二遍,并讨论两天”。还在最后一页上写下了清代诗人严遂成的诗作《三垂冈》,并指出这是“咏后唐李克用和其儿子后唐庄宗李存勖的诗”。

  毛泽东在天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通称天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薄一波、李先念、李富春、王鹤寿、彭涛、张霖之、吕正操、赵尔陆、陈伯达、胡绳、吴冷西;一些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欧阳钦、黄火青、吴德、乌兰夫、林铁、陶鲁笳、万晓塘、张仲良、吴芝圃、王任重。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天津会议只开了两天,三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在第一天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十七个问题,要大家讨论。他说:这次要谈的就是一路谈的那些问题。在广东跟一些同志,有中央同志、中南五省的同志,谈了几个钟头,主要谈广东那个问题。然后,到湖南谈了两次,到江西谈了一次,到浙江开了三天会,有华东六省一市的同志,加上西南的李井泉,这一吹,就吹出十几个问题来了。

  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

  (一)四化问题。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二)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问题。中央已发了指示,企图在今年这一年搞到百分之八十的人在食堂吃饭。

  萧飒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三)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问题。不管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一律搞人民公社。这个问题,我在郑州会议的时候是右倾机会主义,因为那个时候,农村刮“共产风”要挡一挡,城市暂时压一压。

  这首诗是毛泽东默写的,只错了三个字:第四句中的“且”写为“犹”;第七句中的“瑟”写为“飒”,“畔”字写为“下”。

  (四)农村人民公社的五个问题。相当严重。一平二调,不守纪律,根本不问县委,自己就平、调。县委也不管,省委更不管。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六十九岁生日。他在这一天写下了《七律·冬云》:

  (五)农业问题。主要是粮食问题。十二个字③是一个农业布局问题,要使省、地、县、社都懂得这个农业布局,有计划地进行。这是农业,还有林、牧、副、渔。种植业同畜牧业要并重。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六)工业问题。主要是煤、铁。有煤有铁才有钢,有钢才有机器,有机器才有别的。这个问题,要讨论讨论。现在有点冷水洗的味道,小土群、小洋群不多了。凡有煤、铁资源的地方都要搞一点。

  高天滚滚寒流泄,大地微微暖气吹。

  (七)小土铁路、小洋铁路问题。这个问题极端严重。把工业布局搞出来,有煤有铁,就可以搞地方铁路。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八)工业交通系统、财贸系统、文教系统普遍支援农业问题。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九)教育问题。地方要抓教育,办自己的学校,要办得多,中央只要那么一点,让地方去大搞。

  这首诗在后来发表时,毛泽东把“高天滚滚寒流泄”改成了“高天滚滚寒流急”。

  (十)农业纲要四十条提前完成的问题。究竟可以提前几年完成?主要是“四、五、八”粮食指标。

  十二月二十九日,邓小平把起草好的《人民日报》社论稿《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送毛泽东审定。他在信中说:“这篇文章比上一篇⑦困难得多。经过多次修改,搞成这个样子。今天下午,将在少奇同志处讨论定稿。少奇同志意见,以在年底(卅一日)以前发表较好。请你看看,是否能用。最好在明(卅)日下午前给予指示。文章题目原想用‘驳陶里亚蒂’。因‘驳’字在外文中有‘反对’的意思,故未采用。”⑧

  (十一)除四害。最近一两年,除四害,除麻雀之外比较放松了。麻雀遭殃,现在我建议把麻雀恢复党籍,拿臭虫代替。④

  毛泽东收到社论稿,连夜看完,三十日凌晨二时写批语给邓小平,说:“文章已看过,写得很好,题目也是适当的。可以于今日下午广播,明日见报。”⑨

  (十二)三反问题。今年要搞三反,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已经六七年没有反了,现在大发作。

  一九六二年的最后一天,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作为第二篇答辩文章。《红旗》杂志也在一九六三年第一期刊登长篇社论《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作为第三篇答辩文章。后一篇文章,毛泽东也看过,没有修改,说文章写得很好。

  (十三)回避问题。不做本地的官。不是全部回避。应该相信多数同志是好的,无论是社一级,队一级,小队一级。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要请他回避一下。

  这两篇社论,各有侧重。前一篇,着重批驳陶里亚蒂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观点,包括战争与和平、对核武器和核战争的态度、“纸老虎”论断、和平共处和陶里亚蒂主张的“结构改革论”,等等。后一篇,着重从正面论述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区别。其中包括关于时代的看法,关于两大阵营和平共处的问题,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否过时。这两篇合在一起,都是对在几个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对中共的种种攻击的一种反击。这些文章保留了一个最大的余地,就是没有点苏共及其领导人的名。

  (十四)外宾参观,一定要使他们看好坏两种。这个问题不需要多讨论,请同志们注意。

  一九六三年一月六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一行。毛泽东在谈话中说到以下一些内容。

  (十五)增产节约与综合利用问题。

  他说:“有些党依靠压力过日子,还搞收买、颠覆,强加于人,不让各国党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不让各国党自己制定自己党的路线。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阶级斗争的学说。但是现在修正主义者不讲这些,讲阶级调和、和平过渡、全民党,没有阶级性的自由、平等、博爱,超阶级的、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全民政府等。”

  (十六)反华问题。有一个文件,请你们斟酌。其实是大拥华,小反华。

  在谈到当前的论战时,他说:“这一法宝是从意大利取来的。我们现在得到一种机会,可以公开地批评意大利共产党的‘结构改革论’。意共把结构改革说成是共产主义的一般方向。我们并非干涉内政,但由于意共说是一般方向,同时又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如果他不公开攻击,我们就不好公开回答。现在就非公开回答不可。”还说:“陶里亚蒂也作了一些好事。”⑩

  (十七)我们这个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主要矛盾还是阶级斗争,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两条道路的斗争。几十年还是这个问题。在生产关系、所有制方面,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在上层建筑方面,是猖狂进攻的那些意识形态,唯心论哲学,形而上学的宇宙观,还是唯物论辩证法的宇宙观?

  ①张国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报告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东线情况时毛泽东的插话记录,1963年2月19日。

  毛泽东说,他在浙江只讲了十五个问题,这次又加了反华、主要矛盾两个问题,共十七个问题。⑤

  ②这里所说的“实际控制线”,是指1959年11月7日存在于中印边界全线的实际控制线。

  三月二十五日上午,会议由邓小平主持,讨论十七个问题。下午,邓小平汇报讨论情况,毛泽东和大家一起议论。

  ③毛泽东对《参考资料》的批语,手稿,1962年11月19日。

  汇报到农村人民公社的五个问题时,毛泽东再次强调指出: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虽然一平二调和盖礼堂之类并不是很多,但是跃跃欲试的不少。他说:“敢想、敢说、敢做,一定是同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相对立的。如果什么都敢想、敢说、敢做,那就是不行的。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现在,敢想、敢说、敢做,没有范围了,那就是绝对的了,就不是辩证的了。”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提出“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口号后,出了很多乱子。为此,他曾提出,破除迷信不能把科学也破除了。而对于“敢想、敢说、敢做”这个口号,从总体上作出这样的限制,在“敢”与“不敢”之间划了界限,还是第一次。

  ④见1962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

  在汇报到农业问题时,毛泽东说:“有些地方不能搞粮。比如王任重同志告诉我,他们那个通山县,本来只有小部分地方种粮食,大部分地方的主业是林业,但是因为搞粮食成风,林业就不搞了,统统去搞粮食了。有些地方是搞渔业的,鱼也不打了,就搞粮食了,结果城里人没有鱼吃。这就破坏了社会原有的经济秩序。今年我们就要鉴于那个情况,不要搞得天下大乱。”

  ⑤毛泽东给邓小平的批语,手稿,1962年12月14日。

  汇报工业问题,讲到一九六0年钢材分配情况时,毛泽东看到地方分到的数量很少,不由地感叹起来:“现在我们这个国家很可怜。为什么人家轻视我们呢?你看,就这么一点。”毛泽东把发展钢铁的希望相当地寄托在小洋群上,他对地方的负责人说:“你们的出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分期分批搞小洋群,你们不向中央伸手,中央不向你们伸手,搞了就是你们的,不然就没有出路,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现在可怜得很,中央虽然多分一点,也只有这么多,很少。”毛泽东希望中国能够多搞一点钢铁的紧迫心情,总是不时地要流露出来。

  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62年12月4日。

  邓小平汇报时,提出一个托拉斯的问题,说:“中央说了,今天也说了,大家赞成这个意见,就是生产关系要有个改革,实际上也是上层建筑要有个改革。目标就是速度加快,更节约,综合经营,综合利用。我们研究,恐怕要走托拉斯道路。就是主席提过的,一行为主,搞其他多行,搞托拉斯。”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发明这个托拉斯,是一个进步的方法。托拉斯制度实际上是个进步的制度,问题是个所有制,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家所有,我们是国有。”邓小平接着说:“在三年规划里面初步考虑了这个问题,考虑全国搞大大小小各种各色的托拉斯。这是个改组,恐怕快一点搞有利。”大家都赞成这个意见。

  ⑦指1962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社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

  关于反华问题,邓小平汇报说:“大家完全赞成主席这个文件,毫无意见,大家都很高兴。”毛泽东说:“这是个普遍关心的问题。像张平化这样的同志就跟我讲,很担心,很想不通,后来才想通了。现在我写的这个东西⑥,归结到自己的团结,自己的工作,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但是对整个客观世界要有个分析,究竟是一件什么事?就是那样一件事。”

  ⑧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2年12月29日11时。

  关于主要矛盾问题,上午没有讨论。汇报快结束时,毛泽东又谈起这个问题,说:“基本矛盾,觉得还是应该提阶级矛盾,这是两条道路的矛盾。在我们国家,这是主要矛盾。但是,还有第二种矛盾,第三种矛盾等等,比如两条路线,同是想搞社会主义,方法不同,看法不同,这就不是基本矛盾。八大一次会议所提出的那个矛盾,那是同外国比的,不是对国内说的。现在完全证明,这样蓬蓬勃勃地发展生产力,可见得生产关系是适合的,而部分的不适合(包括部分的规章制度以及所有制、管理权)经常修改。”最后他说:“这个问题就在这里谈一谈,请你们回去少数人(比如十个人)议一议。这种事情人太多了不好议。作为商量,作为建议,看是不是这么说,或者是另外一种提法。”⑦

  ⑨毛泽东给邓小平的批语,手稿,1962年12月30日2时。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毛泽东自从一九五七年冬提出不同于八大一次会议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以后,由于集中精力发动“大跃进”以及随后而来的纠“左”工作,基本没有怎么强调。庐山会议出现了那场激烈的党内斗争以后,促使毛泽东又重提这个问题。

  ⑩毛泽东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等的谈话记录,1963年1月6日。

  以上十七个问题,包括毛泽东这段时间写的批语和指示,是毛泽东在一月上海会议以后,从阅读各地各部门的报告中,从与地方负责人的谈话中,根据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集中大家意见而形成的,反映这一个时期他对全国工作的总体部署和指导思想。

  一月十二日下午,毛泽东在南昌会见委内瑞拉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等外宾。在这次谈话中,谈到了现代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问题。他说:现代修正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段和平环境中滋长起来的。它和老修正主义在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是不要革命。他们的社会基础是高薪阶层,是那些生活优裕的人。①

  天津会议基本上还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路线,但与一九五八年时有所不同,比如,反对一平二调,反对刮“共产风”;提出不要破坏社会原有的经济秩序;发展小洋群炼钢铁,必须在有煤、铁资源的地方;不要把“敢想、敢说、敢做”的口号绝对化等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又有从郑州会议以来的纠“左”工作中后退的地方,比如,要求城乡食堂普遍化,要求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等。此外,还提出一些新的东西,像在工业中试办托拉斯,资源综合利用问题,农业综合发展问题等。总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为了把中国早日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不断地探索。

  这些谈话,反映了这一时期毛泽东对国际共运中一些问题的思考。

  天津会议期间,还谈到要加快准备纪念列宁诞辰的反修文章。这个事情是在一月上海会议上提出来的。后来中共中央决定,要隆重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利用这个机会对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如时代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平过渡问题、帝国主义的本性问题、列宁主义是不是过时了的问题等等,进行阐述,公开表示自己的意见。会后,加快了文章的起草工作。共三篇文章,一篇是《红旗》杂志编辑部的文章《列宁主义万岁》,由陈伯达主持起草。这篇文章偏重于理论上的阐述,说明现在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主义并没有过时,要坚持列宁的革命学说。一篇是《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由胡乔木主持起草。这篇文章着重分析当前形势,重点放在揭露美帝国主义,说明为了维护和平,首先要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进行斗争。一篇是陆定一在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在列宁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由陆定一主持起草。这个报告着重讲列宁的革命精神,突出地阐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毛泽东在离开杭州之前,一月八日,作了一首大气磅礴的词《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②:

  毛泽东十分重视文章的起草工作,亲自审阅《列宁主义万岁》,并提出修改意见。据吴冷西回忆,在文章起草过程中,毛泽东讲过这样一些意见:要充分说理,对我们要跟他辩论的人要区别对待,而且要留有余地。特别是对好心、善意的人,或者思想方法上有形而上学思想的人,还是把他看成是我们的朋友,这样来同他说理。集中批驳的是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观点。对苏联人的观点,不要直接引用,特别是不要引用赫鲁晓夫本人的讲话。苏共还是我们团结的对象,不要直接批它。但是我们这么批评,可能促使他们也考虑考虑自己讲的对不对,可以起抑制的作用。⑧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欲学鲲鹏无大翼,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千万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革命精神翻四海,工农踊跃抽长戟。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三篇文章就是按照这些要求写的,在邓小平主持下,经过多次讨论、修改,分别在四月二十日《红旗》杂志,四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

  毛泽东对自己的诗词要求非常严格。在他生前,几乎没有一首是不经过修改(有的经过多次修改)就公开发表的。这首词也不例外。发表时,将“欲学鲲鹏无大翼”改为“蚂蚁缘槐夸大国”;“千万事”改为“多少事”;“革命精神翻四海”改为“四海翻腾云水怒”;“工农踊跃抽长戟”改为“五洲震荡风雷激”。题目改为《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三篇文章虽然没有点赫鲁晓夫的名,但在实际上,中共与苏共之间的分歧已公开化。后来,毛泽东对三篇文章作过这样的评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来,我们在国际问题上没有写什么纲领性的文章,这一次写了三篇,跟他唱对台戏嘛。”⑨

  毛泽东用诗词的形式表达了对国际大势的基本看法和斗争意志。不论是书写古人诗作,还是他自己创作的诗词,都表现出一种豪迈气势和博大胸怀。

  天津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回到北京,出席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⑩。这次会议通过了一九六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确定钢产量为一千八百四十万吨,比上一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八;煤炭四亿二千五百万吨,增长百分之二十二;粮食五千九百四十亿斤,增长百分之十左右;棉花五千三百万担,增长百分之十左右。这个计划,对年初国家计委提出的一些指标已经压缩了一些,但由于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没有改变,仍然是一个高指标的计划。

  苏联共产党对中共的围攻继续升温。一月七日,苏联《真理报》发表长篇文章《为和平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随后,在一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召开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第一次公开指名批评中国共产党,同时又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实际上是要阻止中共继续反驳。

  ①毛泽东:《关于反华问题》,手稿,1960年3月22日。

  在这种情况下,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决定,先由出席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在会上致词,强调我们反对假团结、真分裂的阴谋;并由写作班子起草第四篇答辩文章,这就是一月二十七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②毛泽东同谭震林、杨尚昆、廖鲁言、刘子厚、万晓塘的谈话记录,1960年4月30日。

  当时毛泽东在武汉。一月二十五日晚,审阅了这篇社论稿,在给邓小平的批语中说:“二十四日送来的社论,已经看过,写得很好,可以发表。”③

  ③十二个字,即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

  这篇社论点出了一些严肃的原则问题:要什么样的团结?在什么基础上团结?是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基础上的团结,还是在别的纲领基础上的团结?社论明确指出,公开论战是从苏共二十二大开始的。

  ④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1960年3月16日)中指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

  这时,双方都想缓和一下。二月二十一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表示要停止论战,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为召开新的兄弟党国际会议作准备。毛泽东很重视这封来信。二月二十三日晚,召开常委会议研究苏共来信。然后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参加会见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和伍修权。毛泽东正患感冒,是在菊香书屋的卧室里会见的。

  ⑤天津会议记录,1960年3月24日。

  毛泽东对契尔沃年科说,我刚刚看了你们中央给我们的信,就是昨天晚上八点钟交给我们的。我们欢迎这封信,这封信的态度好,我们赞成。虽然还有些地方我还有些意见,基本的态度是好的,是商量的、平等的态度。

  ⑥指毛泽东1960年3月22日写的《关于反华问题》一文。

  他接着说:“有一点不满意的,是赫鲁晓夫同志在德国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上提出停止论战,同时又自己论战,公开批评中国党。最近,你们批评中国党的文章四篇,赫鲁晓夫就有两篇,还有两篇是《真理报》编辑部文章。我们从二十号起登你们的这些文章,今天就登完了,使我们的人民都知道你们的观点。”

  ⑦天津会议记录,1960年3月25日。

  他说:“中国古书上有两句话:‘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对其他四十几国党对我们的评论也是这样。就是说,你们可以骂人,我们可以回骂。所谓骂者,就是评论。骂来骂去,中间总要停一下嘛。所以我赞成休战。并且现在有一些党批评我们,我们不准备马上回答,挂一笔账,这个账就是登在我们的报纸上,我们保留回答的权利。但是现在我们不回答,也许一两年也不回答,什么时候回答看情况再定。我们现在准备发表两篇文章,不是批评你们的,是批评法国、意大利的。”

  ⑧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261页。

  针对苏共中央来信中关于停止攻击的解释,毛泽东质问:谁首先攻击?谁发动了四十几个党攻击我们?谁首先在一个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攻击另外一个共产党?他说:“我们首先提议不要公开争论,就是他(指在座的周恩来)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的。我们去年四月七日回你们二月二十二日的信又提议要停止公开攻击,并且建议为开会创造良好气氛。但是,在你们这封来信里面,只讲到你们五月的那封信,好像停止公开争论、建议开会的发明权只是属于莫斯科,北京一点份也没有。其实中苏两党的发明权都只有那么一点,首先发明的还是印尼、越南、新西兰的党。”毛泽东说:“一连五个党的代表大会公开攻击中国,就是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东德,有几十个国家的党向我们公开指名攻击。这很好!把问题摆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全世界共产党人面前,也摆在全世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面前。我们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是在你们四十三国共产党的手里。好,是不是可以建议我们的文章在你们的报纸上发表,在四十三国的报纸上发表,学我们的办法,然后你们批评,索性展开论战。索性展开有什么要紧呢!是不是天就要塌下来?北京西山山上的草木就不长了?我看天也不会塌下来,草木还照样长,妇女照样生孩子,河里的鱼照样游。”

  ⑨毛泽东同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们的谈话记录,1960年5月6日。

  关于举行两党会谈为兄弟党国际会议作准备的问题,毛泽东建议:“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像一九六0年莫斯科会议那样,两党会谈各讲各的,达不成协议再到二十六国兄弟党起草委员会和八十一国兄弟党国际会议上去争论。另一种是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那种方式,在中苏两党会谈中达成协议,用两党名义提交大会。我看还是一九五七年的方法好,再用一次。总而言之,最好要达成协议。”④

  ⑩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1960年3月30日至4月10日在北京举行。

  当时正在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二月十一日开始的,二十八日结束,主要讨论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和一九六三年的经济计划等问题,同时也讨论了国际反修斗争问题。

  毛泽东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

  二月二十五日,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问题的长篇报告,详细介绍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发展过程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目前情况,争论的性质和主要问题,以及这场斗争的前途和我们的方针。他指出:要坚持团结的方针,但是公开分裂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再发表三篇文章给予反驳,随后争论可能要停止一个时期;当前的工作,是准备两党会谈,准备兄弟党国际会议。

  四月二十八日凌晨,登上专列,离北京南下,又开始了一次长时间的外出视察工作。这次陪他外出的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

  毛泽东主持这次大会,在刘少奇作报告中间不断插话:

  第一站是天津。四月三十日,在专列上同正在这里主持召开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的谭震林、廖鲁言,河北省和天津市的负责人刘子厚、万晓塘谈话。

  刘少奇讲到,苏共中央二月二十一日来信态度和缓了。毛泽东说,实际上是因为二十日看到我们发表了他们的几篇东西。

  毛泽东最关心的是形势问题,特别是国内形势。一上来就问大家:“国内国际比较一月上海会议时的形势是不是好一点?”谭震林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怎么想就怎么说:“好得多。”毛泽东问:“怎么好得多?”谭震林答:“工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四化’①,威力相当大。看起来,今年工业的产值可能翻一番。粮食形势也是好的。我们派了十几个考察团到安徽阜阳专区,考察的结果,他们反映的材料,事实上,那个死人是个别的,多数人治好了,外流的人数也不多,而且粮食吃得相当多。……他们这里(指河北省。――引者注)的大名县也叫做有粮食问题的,我们也派了一个组去摸,一摸,实际并不是什么每天八两、十二两,而是吃一斤,人的脸都红光满面,不像吃八两粮食的样子。”毛泽东说:“实际的情况我们不大清楚。有些瞒产的,有些以多报少的,也有些以少报多的,不仅是中央的人不大清楚,省的人也不清楚。”谭震林说:“现在我们发现县委手上掌握的粮食,省里不知道,有些地委也掌握着粮食,省委也不知道。”毛泽东说:“这都是好事,虽然瞒着省委。”毛泽东对河南省粮食统销的面那么大(全省差不多每个人都统销)表示怀疑,不相信。谭震林说:“这说明他们手里有粮食,没有粮食他不会那么干的。所以,实际吃的,并不是他们报的什么八两、九两、十一两、十二两。”毛泽东松了一口气,感到很大安慰,说:“那好呀,那我又舒服一点。”其实,当时河南有些地方(最突出的是信阳地区),已开始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的情况。但是毛泽东却听不到,并不知道;连分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也了解不到真实情况。

  刘少奇讲到,现在修正主义不敢首先同中国分裂。毛泽东说,我看中苏长期分裂是不可能的。中苏一破裂,美国就不同它和平共处了。那时我们再团结嘛。

  毛泽东又问:“今年能搞到多少粮食?”廖鲁言说:“今年大概六千亿斤。”毛泽东:“保收多少呢?”廖鲁言:“保收六千亿斤。”②毛泽东:“照你的说法,有可能超过六千亿了?”谭震林:“超过。”廖鲁言:“今年多了一亿五千万亩的播种面积是肯定有的,可能搞到两亿。”谭震林和廖鲁言汇报这些数字,不是他们在那里信口开河,而是有依据的,那就是由各地层层浮夸报上来的。从一九五八年冬天起,反了几个月的浮夸风,庐山会议后又重新刮起来了。

  刘少奇讲到,反对修正主义关系到各国革命和人类命运。毛泽东说,也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的命运。

  毛泽东十分关切地询问气候和水利建设情况,因为西北、华北几个省,以及河南、山东连续遭受严重干旱。他提出,水利建设要搞十个冬春,而不是农村工作部长会议上定的搞三个冬春。他说:“索性搞长一点,放长线,钓大鱼。”

  刘少奇讲到,不怕分裂。毛泽东说,不怕分裂,是指怕也分裂,不怕也分裂,那为什么怕呢?如果怕分裂就可以不分裂,那就怕,我赞成怕。

  在谈到学习外国经验时,毛泽东说:一九五0年到一九五七年,基本上可以说是抄的,就是抄苏联。这个抄是必要的,你不懂嘛。等于写字一样,历来写字讲究临帖,你不临帖怎么行呢?所以,不能讲一九五0年到一九五七年那个临帖是错了。临帖之后,你就要脱离那个帖,自己独立写字嘛。而且,写草字的人先要写正楷,然后才能写草书,不可以一下子就写草书。看来,要有个时期学习外国。现在还要学习外国,不能说现在连一点书都不抄了。人家书上是正确的东西,而我们没有书,这一部分还得抄。取经是一万年都要取的,你取我的经,我取你的经。不能搞绝对化。全部抄和完全不抄都是形而上学。

  刘少奇讲到,要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在军队的组织上,防止出修正主义。毛泽东说,出不出修正主义,一种是可能,一种是不可能。从十中全会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然后团结上中农,这就可以挖修正主义的根子。⑤

  最后,毛泽东问谭震林,三反③问题你们的会议议了没有?谭震林说,议了,有一个稿子,还得修改,你要看这个稿子,现在可以给你。毛泽东说,给我一份,正式的你们再到北京去研究,因为我关心这个事,各省又都在搞。毛泽东希望这个三反指示能在五月上旬发出去。④他说,教育方面也要发一个指示,现在学生睡眠太少。一个反对贪污浪费问题,一个睡觉同休息的问题,要下个死命令,不准不作,不然要受处罚。⑤

  从国际上的反修联系到国内的反修防修,不仅毛泽东、刘少奇这样想、这样做,中共其他领导人基本上也是这样一个思路。不过,最早提出这个问题,并感到最紧迫的是毛泽东。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歇息了一会儿,参观了一个尖端技术产品展览。第二天是五月一日,毛泽东在天津中心广场出席了“五一”庆祝大会,看了文艺表演。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北京之外过“五一”节。随后,又参观了技术革命展览会。下午五时,在杨尚昆的陪同下,登上专列,五月二日清晨到达济南。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二月二十七日,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了第五篇答辩文章,题目是《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这篇文章第一次公开指明中苏两党的分歧是从苏共二十大开始。文章指出,“某些兄弟党的同志,屡次企图把一个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置于各国兄弟党的共同纲领莫斯科宣言之上,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歧”。如果说,前面的四篇文章,还只是澄清或正面回答一些争论问题;那么,这篇文章的发表,则把争论的深度向前推进了一步,指出了这场争论是由谁引起的,谁应对此负主要责任。

  济南是第二站。当天下午,在专列上同山东省负责人舒同、白如冰、裴孟飞等人谈话。因为山东遭受了严重干旱,毛泽东第一句话就问山东的旱情。舒同说,全省受旱面积九千万亩,严重的三千万亩。毛泽东要他们好好搞水利,要作十年的计划,而不是三个冬春的问题。他提出南水北调的问题,又提出海水淡化的设想。毛泽东问,今年会不会闹春荒。舒同说:“有些问题,现在正在抓这件事。有一部分县的领导,马马虎虎,看来是有问题,他们却说没有问题;有些县,原来认为没有问题,现在暴露出了问题;有个地区还搞了瞒产私分。”毛泽东一听“瞒产私分”,立即作出反应,说:“哪个要反瞒产私分?是地委,还是县委,还是公社党委。现在那些人还在那里办事吗?这种书记就不要让他当了,要他吃饭完了。”毛泽东知道山东粮食困难,就问舒同:“是不是要中央调点粮食给你们呢?”舒同说:“中央答应一亿。我们今年调出去三亿五。”毛泽东殷切地希望山东把困难局面扭转过来,说:“你们搞三年,转过这个弯来。河北省转过来了。”毛泽东又问:“今年的麦子比去年是不是多一点?”舒同说:“今年的麦子原来一百四十亿斤是有把握的。现在全省大旱,多则一百亿,少则九十几亿,去年是八十亿。”毛泽东说:“是呀,世界上的事情,天有不测风云呀。也许这两三天就下雨了。”舒同说:“那就好了。还有希望。”⑥

  二月二十八日下午,毛泽东在最后一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这次会从五号算起,开了二十四天。平行作业,小平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还有其他一些同志,搞国际问题去了,我也卷到这里头去了。国内问题,这一次我就没有管。少奇同志是两面都管。《分歧从何而来?》反响可大了。在北京的波兰记者、奥地利记者、英国记者,开头可紧张了。看了以后,松了一口气,讲他们国家的只有那么一点。又说:赫鲁晓夫昨天晚上的讲话,一个字也没有骂我们。我们是二十三号和苏联大使谈的。我看,他是看了我们跟苏联大使的那个谈话了。

  毛泽东在济南住了三四天,同舒同谈了三次话,还参观了尖端技术产品展览。

  谈到国内的反映时,他说:我们的四篇文章,苏联又是四篇(赫鲁晓夫两篇,《真理报》社论两篇),以及法国的、意大利的,在知识分子中可以试验一下。据我看,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能接受我们的观点的。有百分之几,他们是反对我们的观点而欢迎赫鲁晓夫的。究竟百分之几,可以去研究。我看,不超过百分之一、二、三、四、五。这证明我们这几十年的教育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

  五月六日,毛泽东到达第三站——郑州。四五月间,正是冬小麦生长的关键时期,毛泽东一路上在行进的专列里,不时地向窗外眺望,观看田里的麦子生长情况。当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杨蔚屏、史向生、赵文甫登上专列时,毛泽东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在火车上,在郑州附近看了你们的麦子很好,差不多一人高,有水浇没有?”杨蔚屏回答:“有的有水,是城里的污水和黄河水。偃师是全省第一,麦田管理得好。”毛泽东问:“单位产量呢?”杨答:“有一个丰产单位,去年搞到八百多斤。”毛泽东可能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杨蔚屏说的是“一个丰产单位”而不是全县,接着问:“有那么多没有?”杨答:“他那里好。”毛泽东这个提问,与其说有表示怀疑之意,不如说是要订实一下这个令他高兴的单产数字。

  毛泽东说:现在形势的确是好。我们还没有回答,只是把赫鲁晓夫他们的东西登出来,“游行示众”,一连登了三天,他是二十三号派人来的,摸不到底,不晓得我们要怎么搞。我们现在有个十万字的东西,要从明天起开始登。还有答复美国共产党的一篇。

  毛泽东详细地询问了河南的旱情。吴芝圃说:“全省有四分之一地区一直旱到现在,这个情形跟光绪三年连旱三年的情形一样。光绪三年河南大旱,一九四二年河南大旱。最怕夏旱、秋旱。不过今年的麦子还算不错。去年工作上也有毛病,搞基本建设公用粮食太多,抗旱也多吃了粮食。所以,今年浮肿病多,主要是信阳专区,旁的专区也都有一点,不怎么严重。信阳专区说病了十来万人。正常死亡与浮肿病死亡也很难分,死亡率是增加的,信阳专区可能增加好几万人。”其实,大量出现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显然不是因为搞基本建设和抗旱多用了粮食而造成的,主要原因还是“五风”泛滥,征购了过头粮。

  最后,毛泽东提出,还要把问题转到国内的反修防修。⑥

  毛泽东说:“我们中央、省这两级作上层工作的人不可能都去看公社,就是摘点要点去望一望,要靠下面反映;而下面反映的材料,就有一部分不可靠。总而言之,上级领导机关,比如中央一级,省一级,地委也是不甚了了。”⑦

  三月一日至四日在《人民日报》上连载的《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作为第六篇答辩文章。

  说到上层工作的人不可能都去看公社,只能靠下面反映的材料这一点,这恰恰是几年来工作严重失误的重要原因。回想当年毛泽东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那个著名口号,并亲自到最基层去作大量的系统的调查研究,据此而决定党的方针政策的时候,毛泽东是多么正确。他说:“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像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⑧这些话讲得多么好啊,确实是至理名言!

  毛泽东对这篇文章极为重视,改了几遍。文章要分四天连载,就是毛泽东提议的,他认为这样可以让大家有时间仔细阅读。⑦这篇文章,是这一时期连续发表的几篇文章中,最有分量的一篇,也是毛泽东下功夫修改最多的一篇。

  但是,令人十分惋惜的是,现在毛泽东却相当程度地离开了这些,他了解情况的渠道越来越狭窄,已经很难得到真实的基层情况。由于受到年龄以及其他客观条件的限制,他没有再做当年那种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调查研究了。他所看到的来自下面的有些书面报告,不只是存在粗枝大叶的问题,而是有很多虚假的东西。比如这次外出,从天津到郑州一路下来,耳闻目睹,都是好听的和好看的,不是让他看小块丰产田里长得差不多有一人高的麦子,就是看展览馆的展品。他也听到反映一些地区的严重问题,但他认为这只是少数地方或者个别地方,经过工作,困难局面一定可以转变过来。他对河南省委负责人说:“方针、政策、计划是否正确,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横直去做,做出结果出来了,就是正确。方针政策是否反映了客观实际,是要靠做。”⑨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他制定的现行农村政策仍很自信。

  文章共八个部分,十一万字。二月三日最先送给毛泽东看的是前三部分,文章题目是《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问题——评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论点》。毛泽东看过,把题目改为“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并批示,要提一下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发表的《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那篇文章,说明为什么又要写这篇文章。⑧

  毛泽东在郑州看了东郊人民公社的麦子,又参观了技术革命展览,随后登上南下的专列,五月十二日到达下一站武汉。

  毛泽东先修改的是引言部分。在“他们这次既然直接地向我们挑起了公开争论”一句之后,加写了一段话:“我们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还能如过去那样缄默不言吗?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不行,不行,不行。我们一定要回答。他们迫得我们没有别的路走”。⑨

  毛泽东在抓国内工作的同时,一刻也没有忽略国际问题。他频繁地会见各国朋友并同他们进行交谈。他在济南、郑州、武昌三地,先后会见拉丁美洲、非洲十四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会、妇女代表团,非洲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活动家、和平人士、工会等代表团,拉丁美洲八个国家的代表和著名人士,伊拉克、伊朗、塞浦路斯三国代表团,日本、古巴、巴西、阿根廷访华代表团;还会见了一些外国政府领导人。毛泽东在谈话中,向各国朋友表达了中国六亿五千万人民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所进行的民族民主运动的坚决支持,感谢他们对新中国的支持和帮助,指出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他说:美帝国主义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共同敌人,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敌人,我们要团结起来把美帝国主义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赶回他们老家去。

  二月十四日,陈伯达把毛泽东修改后的引言打出清样再送毛泽东。毛泽东又加写了一大段话,其中写到:“我们共产党人之间的分歧,只能采取摆事实说道理的态度,而断断不能采取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态度。全世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一定要团结起来,但是只能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只能在摆事实说道理的基础上,只能在平等商量有来有往的基础上,只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够团结起来”。⑩

  五月一日,美国派U-2型飞机侵入苏联领空,进行间谍活动,被苏联击落。这件事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毛泽东在会见日本等四国访华代表团时,肯定苏联做得很正确。他说:“这件事再一次暴露出美帝国主义在虚伪和平的幌子下所进行的准备侵略战争的真面目,进一步向全世界证明了这样的真理:对帝国主义不应当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曾经有些人把艾森豪威尔说成是一个十分爱好和平的人,我希望这些人能够从这样一些事实中觉悟起来。”毛泽东说的“这些人”,就是指赫鲁晓夫以及国际共运内部与赫鲁晓夫持相同观点的人。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还谈到首脑会议。对首脑会议的看法,中共与赫鲁晓夫之间存在分歧。赫鲁晓夫把解决世界和平问题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大国首脑会议上;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则认为,解决世界和平问题,大国首脑会议固然有重要作用,但主要是依靠各国人民的斗争。所以毛泽东说:“我们支持首脑会议的召开,不管这种会议有无成就和成就的大小。但是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应当依靠各国人民的坚决斗争。”⑩这个首脑会议,就是苏、美、英、法四国政府首脑决定五月十六日在巴黎召开的会议,讨论苏美在欧洲进一步缓和关系和寻求解决重大国际问题的途径。会议期间,赫鲁晓夫要求艾森豪威尔对美国U-2型间谍飞机侵入苏联领空事件公开道歉,遭到拒绝后退出会议,四国首脑会议宣告流产。对赫鲁晓夫的强硬态度,毛泽东认为是好的,说在这件事情上,赫鲁晓夫做对了。五月十九日,毛泽东决定在全国各地举行群众集会,支持苏联对四国首脑会议的立场。⑾五月二十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二百余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和群众大会。

  ①毛泽东会见委内瑞拉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等外宾的谈话记录,1963年1月12日。

  五月十七日,毛泽东离开武汉,经长沙、九江,二十一日到达杭州。下车后直往南屏游泳池,在这里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会谈。金日成是因四国首脑会议流产而来同中共中央交换意见的。四国首脑会议的流产,在世界上引起震动,时局骤然紧张起来,国际共运内部也出现一些思想混乱,甚至有人说这是“大战前夜”。金日成特地想来听听中共中央的意见。中方参加谈话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柯庆施、康生、陆定一、陈伯达、王稼祥、杨尚昆、江华。在谈到赫鲁晓夫的对美政策时,金日成说了这样一个情况:赫鲁晓夫一九五五年就叫他们不要反对美帝国主义。毛泽东说:“美国在巴基斯坦、土耳其、西德、英国、法国、意大利、希腊都有军事基地。去年十月三日,赫鲁晓夫在中国放了一炮,说我们不应该拿武器去试验资本主义政权是否稳固。他在匈牙利党代表大会上骂我们不战不和是托洛茨基。五月一日苏联打下美国间谍飞机,五月二日艾森豪威尔就说U-2飞机是他派的,而且说今后还要派,逼得赫鲁晓夫再无考虑余地,这才下决心。我们开群众大会支持苏联,这样可以迫使美国规矩点。”毛泽东说:“意大利共产党说,大战就要爆发了,陶里亚蒂他们悲观起来了。当然,也有可能打起来,但是,英、法不愿意打,西德、日本还没有武装好,此外,还有拉丁美洲和非洲人民的斗争。我看不必悲观,自然也要警惕。”⑿

  ②郭沫若的词《满江红》发表在1963年1月1日《光明日报》。

  ①四化,这里指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

  ③毛泽东给邓小平的批语,手稿,1963年1月25日23时。

  ②一九六〇年粮食的实际产量,后来核定为2870亿斤(见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五十年》第545页)。

  ④毛泽东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的谈话记录,1963年2月23日。

  ③三反,指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⑤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问题报告的记录,1963年2月25日。

  ④《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中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于1960年5月15日发出。

  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3年2月28日。

  ⑤毛泽东同谭震林、杨尚昆、廖鲁言、刘子厚、万晓塘的谈话记录,1960年4月30日。

  ⑦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1次会议记录,1963年3月5日。

  ⑥毛泽东同山东省委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60年5月2日。

  ⑧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的修改稿,手稿,1963年2月。

  ⑦毛泽东同河南省委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60年5月6日、11日。

  ⑨同上。

  ⑧《〈兴国调查〉前言》,1931年1月26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54页。

  ⑩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的修改稿,手稿,1963年2月15日。

  ⑨毛泽东与河南省委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60年5月11日。

  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批示陈伯达:“请再打清样,送给我看。”①

  ⑩见1960年5月15日《人民日报》。

  十五日下午,陈伯达将毛改稿的清样送来。毛泽东把第二部分的标题改为“这一次各国共产党人大争论的性质是什么?”次日早晨在写给陈伯达的批语里关切地问道:“以下各章改的情况如何?请打清样即送我看。”②

  ⑾《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503页。

  十七日,陈伯达送来了第八部分(最后一部分)的初稿。毛泽东又加写了一大段话,着重剖析一种现象,就是给别人扣上“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分裂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帽子的人,却惧怕别人的答辩文章,严密封锁。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你们既然肯定我们的文章是错误的,何不将这些错误文章通通发表出来,然后,逐条予以批驳,以便在你们自己国内的人民中间能够引起痛恨,痛恨那些被你们称之为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邪魔外道呢?你们为什么不敢这样做呢?为什么要封锁得铁桶一般呢?你们怕鬼。一个‘教条主义’亦即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巨大幽灵在全世界徘徊着,这个幽灵威胁着你们。你们不信任人民,人民不信任你们,你们脱离群众,所以你们害怕真理,害怕的情况达到那样可笑的程度。先生们,朋友们,同志们,好样的,站出来,在全国全世界人民面前公开辩论,双方互登对方一切批评自己的文章。我们希望你们学习我们的榜样,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敢于全部全文地登载你们的东西。在登载你们一切痛骂我们的‘伟大’作品以后,然后逐条地或者扼要地驳斥你们,当作我们的回答。有时我们只登载你们的错误文章,我们一个字也不作回答,让读者们自己去思考。③”毛泽东对这场论战充满自信,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道理在手、以理服人的雄浑气势和魄力,这种气势和魄力加上犀利的笔锋、雄辩的逻辑,使得中国共产党在这场论战中屡占上风。

  ⑿毛泽东等同金日成的谈话记录,1960年5月21日。

  过了一天,毛泽东对第八部分又作了一次修改。他改用《共产党宣言》结尾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为这部分的小标题。并以三句口号作为全文的结束:“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④”这样就更增强了这篇文章在当时的震撼力和号召力。

  二十二日金日成离开杭州返回北京。当天下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讨论四国首脑会议流产后的时局问题、中苏关系问题,以及对赫鲁晓夫的看法。关于时局问题,毛泽东说:“帝国主义本性不会变,因此有两种可能,现在是和平时期,将来有战争的可能。十七国共产党会议认为,现在这样的阶段到来了,就是存在着在社会上、在世界范围内根绝战争的可能性。这是反列宁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要取得世界和平,只有加强力量,在世界范围内建成统一战线,作斗争,使它前方有顾虑(社会主义阵营是不容易惹的),后方有顾虑(亚、非、拉人民的斗争),本国也有顾虑,不然和平的实现不可能。”陆定一说:“苏共二十一大比二十大还反动,二十大讲‘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二十一大则讲在社会生活中出现排除战争的时代。”关于对苏共的方针,大家认为,在一些根本问题上,不能指望赫鲁晓夫会改变。这一次他是被逼的,一是美国逼得厉害,二是国内对美国群情激愤。四国首脑会议流产之后,已不是西方同他搞得很好的时候、他神气得很的时候。现在两党之间有一点共同点,利用这个关头把赫鲁晓夫拉住一下。毛泽东说:“同苏共斗争的形式用文章,方法叫指桑骂槐。现在对苏共,也是拖时间的,不宜于破裂。”谈到对赫鲁晓夫的看法,毛泽东说:“这个人一直没有个章程,像游离层一样,他是十二变,跟他相处,怎么个处法呀?这个人,艾森豪威尔形容过,说他是一个钟头之内瞬息万变的。赫鲁晓夫何必那么蠢,把美国人捧得那么上天,也不想下一着棋。从戴维营回来,那么吹,他不想想,美国人可能变嘛。”①

  二月二十日上午,毛泽东最后审阅了引文和第八部分。他在批语中,写了少有的满意评价:“改得很好,很完整,再也没有遗憾了。”⑤

  这次会议还谈了一下国内问题,决定六月中旬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六月下旬召开八大三次会议。后因国内外情况的变化,八大三次会议没有举行。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这一长篇文章,是自一九六0年四月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以来,最为系统也最有分量的理论文章,全面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那个时期对时代主题和国际局势的基本看法,以及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基本看法。名义上是批驳陶里亚蒂,锋芒所向实际上是对着赫鲁晓夫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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